文  倩

1989年我出生于抚顺——一座典型的东北的依托煤炭资源而兴起的城市，城市西侧有一座叫矸石山的小山，是采煤废弃的矸石堆积而成。不知道用了多久，这上面建起了平房，有了住家，居民大部分是西露天矿工人，他们在此工作、生活、结婚、生子，于是这里又建起了学校，而我就在这所叫做“华山小学”的学校里度过了我最初的童年。岁月更迭，时光轮转，很多事情都模糊了，但在某些恍神的瞬间，那些老照片一样的记忆总会闪着它的光，穿过二十几年的时间，遥遥地向我招手。

在那里上学不是从一年级开始的，而是从学前班开始。1996年初秋，我被送到这里上学前班，属于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阶段，要读一年的学前班才能上小学。庆幸我出生在八月份，可以赶在第二年上小学，如果晚生一个多星期，就得晚一年才能上学了。学前班的小孩子是没有校服也没有红领巾的，我背着一个粉红色的印有小龙人图案的双肩书包，里面装着我的课本和自动铅笔盒，老师还让准备一条毛巾，要求家长在毛巾上缝出名字，我就这样去了学校。学前班一共有两个，我被分到学前一班，学前一班的老师是一位退休的老太太，白白胖胖，个子很高，我们喊她“杨老师”，她的女儿王老师在这所学校教小学，和她长得不太像，没有她白净。我姥姥说杨老师的老伴和我姥爷从前一起在矿里的火车班工作，她老伴总是穿着她做的并不合身的棉裤，因此外号叫“王大棉裤”。而我却很喜欢这位不会做棉裤的杨老师，她总是慢悠悠地讲话，喜欢从眼镜上面看人，给我们上算数和语文课。现在想起学前班的事，记忆最深的是帮学校食堂劳动，说是劳动，其实主要是两项活动，一个是摘豆角弦，一个是刮土豆皮。一般在上午九十点钟，食堂的胖奶奶会端着一大铝盆的土豆或豆角进教室来，我们从各自的饭盒里拿出小勺刮土豆皮。午饭多数是炖菜和米饭，小朋友拿着饭盒排队由老师盛饭给我们，不够吃可以再添。有一次我们班的一个小女孩吃饱后又盛了一次，回到座位她偷偷盖上饭盒盖，对我说她要把饭带回家给妈妈吃，我也受到了启发，学着她的样子给妈妈带回了一盒饭，我妈吃了很开心，但是告诉我下次不要再这样做了，说老师知道了会批评我，爱妈妈是对的事吧，往家里拿饭似乎不太对，那往家里拿饭给妈妈吃到底对还是错呢，想不通。饭菜是单调的，可是此外也没有什么可吃，我妈做了豇豆酱菜，装在雪糕包装袋里给我带到学校去吃，别的小孩问我吃的是什么，我分给她吃一点，她妈妈来接她的时候她要求妈妈做给她吃，也不知道做成功了没有。

学前班是没有午睡的，等家长来接的下午，老师允许我们窜座位和小朋友玩，我们写字、画画、做手工，我最喜欢和小朋友一起做贺卡，图画纸对折，剪一个镂空的圆形或者心形，画上喜欢的图案再写上祝福的话，带回家送给爸爸妈妈或者送给杨老师，这时候杨老师会慢悠悠从眼镜上面看向我们，说谢谢你，杨老师每天都会收到贺卡，是最受尊敬和喜爱的人。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在姥姥家的炕上正玩着，杨老师忽然来了，找我姥姥有什么事情，我穿着衬衣衬裤，光着脚在火炕上跑来跑去，老师进来了，真是难为情。大概在孩子眼中，学校是生活之外的另一个端正有序的世界，两者忽而重叠，那感觉很怪。长大后读到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他说学校是孩子的伊甸园，家庭是世俗的世界，孩子们不喜欢把两者混淆，所以当妈妈或姐姐或什么家人突然到学校去找他的时候，伊甸园被世俗打破，他会觉得窘迫，说出我心中所感，木心真了不起。

学前班的生活结束了，我升入小学，成了一年级的小学生，我换上了红色的西瓜太郎的书包，自动铅笔盒坏掉了，我有了铁皮文具盒，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削好的绿色铅笔、塑料尺子和橡皮，盒盖里面贴着手抄的一年一班的课程表，课本包了书皮，书皮上端端正正写着名字，还有同学的文具盒是双层的，能放更多的铅笔。班主任冯老师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启蒙老师，而我也在结束了只知低头看路的学前班时代之后开始仔细地打量这座校园。

不知道学校到底有多大，自己是小小的，看什么都又高又大，操场是土操场，平整而广大，从一个足球门走到另一个足球门要走很久，围着大操场四周一圈平房，朝南的做教室，朝北的是老师办公室，几乎每间教室门口都有一颗粗壮的大树，是什么树呢，我记不得，大概是杨树，茂盛的枝叶在水泥甬路上投下斑驳树影，风一吹，影子也动起来，发出沙沙的响声，夏日的校园是安静的，只有风在摇叶子，沙沙地响，沙沙地响。曾经有毛毛虫从树上掉在我脖子上，咬了我，我担心自己要死了。要上厕所的话需要沿着甬路往西走，穿过一座漂亮的月亮门，月亮门后是一片小树林，低矮的暗红色的树，大概是叫火炬树，因为树上有好多火炬一样的东西，是它的花么，我不知道。老师不让往树林里去，大概是怕有坏人吧，是偷小孩的吗，真害怕呀。有几组高低杠立在那里，男孩子们喜欢玩，他们比谁爬得更高，会的花样更多，我没有那么大力气，也不爱玩杠子。如果不走月亮门，操场北侧的房子就是老师的办公室，教导处也朝北，里面有广播用的麦克风，麦克风上蒙着一小块方形的红布，常常是主任在广播，先拍两下麦克风，说“喂，喂”再说要通知的事情。每周会有一个早晨，红领巾广播站开始广播，一男一女两个小广播员在喇叭里读文章给全校师生听，有时候还播好听的歌，我最喜欢《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时候没听过“普通话”这个词，只说谁平翘舌说的好，我们班平翘舌说得最好的男孩被选去当广播员，真让人羡慕。记得他的名字叫刘浩，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三年级的时候，我、刘浩还有另一个女孩代表学校去参加绘画比赛，他穿了一双崭新的小皮鞋，后来他得了第二名，我得了第三名，另一个女孩得了第一名。其他孩子平时学习大都是妈妈在管，他家是爸爸管，家长会也是他爸去开，现在想想，那可真是一个好爸爸。正对着学校大门是领操台，领操台是高不可攀的，在上面领操的大姐姐是我那时认为除老师外最神气的人，还会反方向做操，真厉害。开运动会和升旗仪式的时候领操台上坐着校长，校长讲话口音和我们不一样，瘦瘦高高地总是穿着西装，头发油亮地背梳过去，他是矸石山上唯一一个穿西装的人吗？我不知道校长是干什么的，他似乎是学校里最厉害的人，连老师都要怕他。我曾上过一次领操台，是为了庆祝10月13日建队日，我们一年一班和五年一班一起表演朗诵，为什么和五年一班一起呢，因为五年一班的孙老师是我们冯老师的丈夫，朗诵的内容早已记不得了，只记得那天我们排练到日薄西山，校园周围的人家的烟囱里升起炊烟，我们和两位老师都认真专注，清脆的童声响在四合的暮色之中。演出时领操台下坐着瘦瘦高高的校长，领操台旁的旗杆也是瘦瘦高高的，国旗在最顶端飘扬，迎着呼啦啦的风。

多数的时光还是在教室度过的，我们每个班级的教室后面都挂着两幅伟人和英雄的画像，画像镶在相框里，下面写着他们的事迹介绍，我们班的是雷锋和刘胡兰。上公开课和选大队委的时候我去过几次会议室，会议室里的桌椅又高又新，那里面挂的画像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大胡子的外国人，他们是干什么的，比雷锋和刘胡兰还厉害？我也没问过老师，自己也想不出答案，孩子有自己的隐秘的缄默。二年级换了教室，新教室的其中一幅画像是林巧稚，画像上的林巧稚身穿白大褂，戴医生的白帽子，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二十年后我在鼓浪屿上参观林巧稚纪念馆，她说她是鼓浪屿的女儿，我又想起了那幅画像，想起了我的小学校。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学校虽然地处偏远，但是老师们对待工作都是那么地尽职尽责，老师们自制教具，戴着手套用油墨印刷试卷，为我们范读课文，认真批改作业，板书工整漂亮。我们班的美术老师叫张丽，有一次美术课是欣赏书上的彩页，她问通过什么知道画上的人是在飞的，我说是那仙女的飘带飘起来知道她在飞，老师表扬了我，她笑起来，露出四环素牙。现在知道了彩页上画的仙女是敦煌壁画上的飞天，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一群年轻力壮的工人在矿坑里从事辛苦而繁重的劳作，他们的子女在不远处的矸石山上看美术书的彩页学着欣赏飞天——人类艺术史上的瑰宝，没有多媒体，没有PPT，更没有VR，只有铜版纸上印刷的粗糙的壁画的照片，每每想到这，我的心都变得柔软，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的希望。我的班主任冯老师当时三十岁还不到，她带我们朗读课文，她读起课文来平翘舌说地标准又好听，齐耳短发，像电视里的鞠萍姐姐。冯老师还有一套生字卡片，每天都叫一名同学站在讲台上拿着卡片领读，在轮到自己之前总是激动又紧张。中午家近的孩子回家吃午饭，家远的孩子有自己带饭的也有家长送饭的，我家离的远，妈妈就给我送饭，冯老师的午饭是在教室和我们一起吃的，所以中午常听着她和家长们聊天，她对家长们说要培养孩子一门特长，书法啦绘画啦舞蹈啦总要学一样，可是班里的家长大多是西露天矿的工人，这方面的意识很淡薄，经济条件又很有限，并没有几个家长送孩子去课外班。

冬天的时候教室里四列桌子会被分到教室南北两侧，变成两大部分，为的是把中间的场地空出来生炉子，按学号每个人的家长轮流来生炉子，有带饭盒上学的同学，老师会帮他在炉子上热饭，铝饭盒摞起来在炉子上慢慢加热，炉火嘶嘶作响，饭菜熨帖的香味填满了冬日的午间，水汽沿窗户上的塑料布缓缓流下，隔着塑料布看太阳有点模糊，像一个边界不清晰的蛋黄。我是用保温桶带饭，再加上一个水壶，是我那时上学要带的家当，有一天早上妈妈送我去上学，路上遇到同学和她妈妈，阿姨说你上学咋不带书包啊，我和妈妈才发现我只拎着饭和水，没背书包就出门了，“你这是上战场不带枪啊”，说完阿姨笑了起来，我说：“没事儿，我还有俩手榴弹呢！”这是东北孩子与生俱来的幽默。

后来学校门口有了卖盒饭的，妈妈就不再给我带饭，盒饭用白色发泡塑料餐盒盛着，两元一份，有菜有饭，卖饭的是学校传达室刘爷爷的儿媳妇，五年级学生刘晓旭的妈妈，皮肤很白，染着时髦的黄头发，盒饭里的鸡骨棒最好吃，每盒里面有两个鸡骨棒，总是吃得意犹未尽。她为什么不上班而在学校门口卖盒饭呢，因为她下岗了。大约在我三年级的时候，班里好多同学的家长都下岗了，很多同学开始小心翼翼地问老师《少年科普报》和《新少年》可不可以不订了，也是在那个时候，总能听说谁的爸妈离婚了。邻居一对双胞胎小姐姐曾在别人谈及她们妈妈下岗时和对方争辩说她们妈妈不是下岗，妈妈只是暂时放假，我不太懂两者的区别，只是从她们较真的表情里读出了对某种东西的倔强的维护。不过我听说这姐妹俩自幼学习唱歌，她们的父母下岗后，硬是靠着自己的双手供她们读完了大学，坚持学习了唱歌，现在她们在鞍山开了自己的艺校，还上过中央台的节目，真好。然而身边更多的是不堪贫困生活重压而分道扬镳的夫妻，或是出门打工把孩子留给老人抚养，曾经对自己的身份引以为傲的国企工人，一夜之间成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煤矿衰落，靠煤矿养活的小家庭也走向了解体，煤矿的孩子们，命运也就走向了不同的轨迹。

后来，学校给我们统一定做了夏季校服，女生是绿白拼色的分体水手服裙装，男生是同色系的衬衫和短裤，胸前的口袋上都印有校徽，是火炬图案的“华”字，然而新衣服还没来得及穿，我就转了学，离开了我很熟悉却似乎也不那么熟悉的学校。再后来那里的居民越来越少，很多老师工作调动走了，学苗越来越少了，后来学校和别的学校合并，我儿时的同学们也早已失去的联系，只是听说他们中很多人初中都没有读完，像我们的父辈一样，为生计疲于奔命，被时代裹挟掉了渺小的身影。

这段时间，回想从前事，像捡起了一片落叶，从叶子的孔洞向人生的来处窥视，偶尔会想起那座校园，绿树白墙，清洁又美丽，老师是那么和善，同学友爱，早上书声琅琅，高年级的学生踩着梯子，认真地写黑板报，清晨的阳光打在他们年少的脸庞上，像一份还未拆封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