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宜

《抗战中的文艺》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抗战胜利为时间轴，以东北沦陷区、延安革命根据地、上海孤岛、重庆陪都等地理坐标为叙事空间，全景式再现了中国文艺界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觉醒与抗争。导演田沁鑫以“文献剧”的形式，融合戏剧、电影、多媒体技术，构建了一座流动的“文艺抗战博物馆”。9月3日，在作为全国首批27家展映影院之一，抚顺雷锋大剧院通过4K高清放映技术，将这场视听的震撼注入东北工业城市的文化肌理，形成历史与当下的对话。

一、东北文艺的觉醒：从“满洲叙事”到民族精神的涅槃

开篇对东北作家群的刻画尤为浓墨重彩，跳脱了传统抗战叙事的悲情框架，转而聚焦于“文艺如何重塑民族认同”。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小城、萧军笔下的东北义勇军、端木蕻良笔下的科尔沁草原，共同编织成一张抵抗与觉醒的精神版图。东北青年作家在战火中以笔为枪，撕开东北沦陷的创口，其文字中“血与火交织的乡愁”直击民族精神痛点。

舞台两侧的钢架结构与多媒体影像，将东北平原的苍茫地貌与战场的弥漫硝烟具象化，观众仿佛置身于白山黑水间的抗争现场。当银幕上出现萧红在哈尔滨公寓伏案写作的场景时，镜头缓缓推近她颤抖的笔尖与窗外的日军巡逻队，无声的文字与暴烈的现实形成强烈对冲，揭示出文艺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带着镣铐的反抗”。

更令人动容的是，影片通过“文献剧”的考据精神，还原了东北作家群在流亡中的精神嬗变。舒群、罗烽等作家从个人悲叹到集体呐喊的转变，映射出东北文艺从地域性书写向民族大义的升华。这种将地域苦难升华为民族精神的叙事策略，既是对“东北文艺复兴”的致敬，亦是对当下文艺创作悬浮化倾向的尖锐批判。

二、抚顺的文艺突围：国歌之魂的诞生地与文艺星火的燎原

当银幕上出现《义勇军进行曲》在延安窑洞中诞生的场景时，影院穹顶的环绕音效让观众仿佛听见历史的回声，工业城市的苦难记忆与抗战文艺的激昂旋律达成了惊人的情感共振。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国歌的旋律雏形，源自抚顺清原县孙家大院的《血盟救国军军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铭武、孙铭宸兄弟“歃血为盟”组建东北首支民众抗日武装，其创作的军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呐喊，成为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核心灵感。

剧中虽未直接呈现抚顺场景，却暗合了抚顺文艺先驱的精神血脉。抚顺煤矿工人在《琥珀诗报》中写下的“头顶戴柳冠，肩上扛电钻，入地三千尺，为国把煤献”形成时空呼应——这些文字皆是民族危难时，文艺工作者以笔为刃的见证。

与壮阔的剧情相比，在抚顺的展映本身极具象征意义：在流量至上的文娱市场中，《抗战中的文艺》选择抚顺——这座曾因煤矿而兴、又因历史创伤而沉默的城市，恰恰印证了文艺创作“向下扎根”的必要性。

三、文献剧的破壁实验：戏剧与电影的共生美学

《抗战中的文艺》的先锋性不仅在于题材，更在于其媒介融合的先锋探索。导演将话剧舞台的即时性与电影的蒙太奇思维结合：演员在实体舞台上演绎历史场景，而高清影像则同步呈现文献资料、老电影片段与艺术创作过程。当聂耳在银幕上修改《义勇军进行曲》时，舞台上的歌队以多声部朗诵呼应，形成声音的复调；而鲁迅在影院大银幕上的演讲片段，则通过环形投影笼罩整个观众席，营造出思想围剿的压迫感。

该剧首次大规模尝试戏剧与电影的跨界融合，开创了“戏剧电影化”的新范式：表演媒介的跨越让演员在舞台与银幕间自由切换身份，既以戏剧形式演绎历史人物，又通过电影特写展现细腻表情。例如段奕宏饰演的鲁迅，舞台上的肢体语言刚劲有力，银幕上的眼神特写则传递出思想者的深邃。时空的压缩利用分屏技术，同一场景中可并置不同时空的画面。如冼星海指挥《黄河大合唱》时，左侧屏幕播放延安窑洞的实景演出，右侧屏幕同步呈现《风云儿女》中《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影像，形成“艺术创作——历史影响”的闭环叙事。

“戏剧+电影”的跨界尝试，本质上是对抗当下文艺创作泛娱乐化的一场静默革命。影片中大量使用黑白胶片质感与粗粝的纪实影像，刻意消解商业片的视觉奇观，转而追求文献的真实感，以极简的影像语言传递出文化守护的重量。

四、反思与启示：文艺如何回应时代的叩问

《抗战中的文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在于其提出的尖锐命题：当战争、灾难与民族危机来临时，文艺能否超越“消遣工具”的定位，成为唤醒民族精神的火炬？影片中，丁玲从上海奔赴延安的抉择、冼星海在窑洞中谱写《黄河大合唱》的执念，均表明：文艺就是思想的武器。反观当下，古装剧霸屏、流量明星扎堆，恰恰暴露了文艺创作的空心化危机。而《抗战中的文艺》以扎实的文献考据与先锋的媒介实验，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寻找精神原乡。

本剧虽以深刻的艺术价值赢得赞誉，但其学院派特质与传播局限性仍需破局。试图通过文献剧形式还原抗战文艺史的真实肌理的“学术化叙事”，却成为普通观众的理解门槛——剧中密集出现的文学典故、历史事件与先锋戏剧结构，让许多观众直呼“像在看学术PPT”。这种精英叙事与大众接受的鸿沟，折射出严肃文艺作品在当代传播中的普遍困境。

《抗战中的文艺》仅在全国27个剧院上映，暴露出优质资源下沉的深层矛盾。破解这一困局需构建“三维传播网络”：在内容定制方面，可将140分钟影片浓缩为15分钟的“抗战文艺微剧场”，通过视频平台传播。例如截取萧红写作《呼兰河传》的片段，配以东北方言旁白，形成“一分钟文艺快餐”——观众在刷短视频时，既能感受文学魅力，又能了解抗战背景。渠道革新同样重要，在2.8万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设立“文艺放映角”，每周播放《抗战中的文艺》等经典影片，并配套开展“抗战家书诵读会”，让基层群众在茶余饭后即可接触文艺经典；打破地理限制，借鉴浙江省“文化大篷车”经验，将影片与互动装置打包，开进偏远山区、工厂车间，实现“送戏上门”，利用在地化传播让严肃文艺真正扎根泥土。  

文艺传播的本质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创造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如果未来《抗战中的文艺》的数字化影像通过5G网络覆盖偏远乡村，文艺便完成了从“殿堂艺术”到“生命叙事”的蜕变。这需要创作者、传播者与观众的共同努力——前者需在艺术追求与大众接受间寻找平衡，中者需善用技术打通传播链路，后者则需以参与激活文艺的生命力。唯有如此，那些沉睡在历史深处的精神火种，才能真正照亮当代人的精神家园。

结语：永不熄灭的文艺火种

《抗战中的文艺》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文艺在民族危亡时刻的璀璨光芒。它不仅是献给抗战文艺先驱的安魂曲，更是对当代文艺工作者的警世钟。抚顺，这座曾因煤矿而燃烧、因战火而沉默的城市，其文艺血脉始终奔涌如龙凤矿井的暗河。从《血盟救国军军歌》到《义勇军进行曲》，从《琥珀诗报》到《大雪围城》，抚顺文艺人用生命证明：真正的文艺从不在云端，而在矿井的煤尘里、在流亡者的行囊中、在每一个不甘屈服的笔尖。

《抗战中的文艺》在抚顺展映，恰似一封迟到的情书。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正是文艺最伟大的力量——它让苦难升华为史诗，让平凡铸就不朽。当抚顺的观众在影院中为萧红的绝笔信潸然泪下时，当银幕上的《黄河大合唱》与影院外的城市脉搏共振时，我终于懂得：文艺的力量，永远在于“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