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贵明

一

    七十年代的一天，我趴在炕上画画，画完大炮画飞机，又画坦克，那年我八岁。图画课就是教我们画这些东西，顶多再画画天安门。我是很愿意画画的，一画画特起劲，得个“优”就更开心了。可是，我再爱画画也不乐意一气儿画这么多，老是一个劲儿地画这些东西，感觉就没劲，一点意思都没有。也许这和吃大米干饭和白面馒头差不多，平时天天盼着吃吃不到，一到过年真的让你随便吃了，又觉得不香了。小全说得对，管够吃啥好东西都得吃恶心的。可是，再恶心我也得画，因为我得补作业。我放寒假时画的画连同图画书全被我姨家的小哥给撕烂了。家里粮食不够吃嘛，放寒假时我和弟弟都到山东日照我姨家了，因为那里有吃不完的地瓜干。姨家小哥大我四岁，本来什么学也没上过，却见我画画一口咬定说我画天安门是反动！抢了我的书和本就撕扯零碎了。当时我哭着喊着不让他撕，还一个劲地解释这是学校发的，也是老师让画的，但没用，小哥一身的力气，只几下就把我画好的大炮、飞机、坦克、天安门全给消灭了。我往地上看时，先看到的是大炮、飞机、坦克的残骸和零碎的天安门，紧接着就看到了大姨和小哥在泥地上的撕打和翻滚。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从山东回来要开学了，不补作业要挨老师剋的。

　　一只苍蝇落在文具盒上了，那真是个让人恶心的东西。不光我们小孩烦苍蝇，大人也烦，有时看上去大人比我们小孩还烦呢，特别是苍蝇紧紧围绕在食物的周围干轰轰不走的时候，大人经常表现得急头白脸，嘴上还发出“哄哄”的声音，但苍蝇总是那么没皮没脸显出很顽强的样子。

　　现在苍蝇就离我不远，我一伸手就能碰到它，如果我伸手的速度有足够快，就能把它拍死了。但我知道我的手不会伸得那么麻利，也许只要我一抬胳膊它就飞跑了。

二

　　东北的春天比山东的春天来的晚好多。我去山东时那边就到处是绿了，各种庄稼都长得绿油油的，坐在火车上往外一看，到处是大片大片的绿。东北这边就不行了，我从山东回来好久了，早都开学了，山上才见了绿。不过，东北的春天说来呼啦一下子就来了，是我在冷不丁没注意的时候，那绿就漫山遍野了。绿就是春天。

　　山一绿我们就经常上山“逮菜”。逮菜就是采山菜。秋天采蘑菇我们叫“逮蘑菇”。我们上山总带着从马棚揪的马尾巴，遇到有鸟飞起，就到鸟飞起的地方找，有时就能发现鸟窝。有时鸟窝是空的，有时鸟窝里有蛋，有时里面是一窝伸长脖子张大嘴的光腚鸟。鸟儿在鸟窝进出是有路的，就是说，人有人路，鸟有鸟道。我想到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一开始我还没太认真琢磨妈妈的话，后来细一琢磨，还真是那么回事。我发现，凡是会飞的，长翅膀的，都是不撒尿的，这是它们的本质区别。它们还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虽然飞禽和走兽都长了毛，但它们的毛各有不同：飞禽的毛多为展开的片状，而走兽的毛多为单一的柱状。总归来说，它们都有自己的心眼，各有自己的活法。

　　只要对它们观察仔细了，就有办法逮着它们了。比如我看准了鸟道，用马尾巴在鸟道上下几个圈套，就等待鸟回来上套了。

　　下午没课去逮菜，胳膊里挎个筐往家房后的山上走去。抬眼往远处张望，山的绿太浓了，完全分不出哪儿是花草，哪儿是树木，甚至不细看，或是眯起眼睛看，都看不出哪儿是山沟哪儿是山梁了，通通全是绿，绿得发白，让人眼晕。太阳照得也太猛了！

　　我顺着山沟小道往前走，道上有绿草在老叶枯草间钻出，越往道旁越密，越往远处越绿，绿就从这里蔓延开来。道旁有小水沟，发出哗哗啦啦的声音，那是水流在坡处石间跳跃时弄出的声响。不用看我就知道那水有多清凉，这水我喝过无数次了。哪年不喝个几十次呢？有时伏在水沟上喝，有时用手把水捧起来喝。就是到了冬天，小河封冻喝不到水，也要用镰刀刨下一些冰块嘎嘣嘎嘣嚼着吃。

　　在哗啦啦的流水声中，偶尔有啾啾的鸟叫从什么地方冒出，远近交响，让人不烦。反正这时满眼是春天山里惯常的景物，耳边是春天山里惯常的声音，午后的太阳虽然热，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我在河沟里喝饱了水，开始在背阴的山坡上寻找起来。青毛广和绿毛广都长在沟堂子里，越湿越阴长得越好，长得还集中，只是怕你来晚一步，长得又粗又嫩的一茬就让别人逮去了。大叶芹、小叶芹也多长在沟堂子或阴森的地方，长得相对分散些，来早来晚的都会逮些。要说就数堆堆菜、猫爪子不太值钱，所以到处长，有阳光的地方就长，山崖上也长。长得多了，就感觉不好吃，就不怎么着人喜欢逮了，好多时候我是视而不见的。

　　由于衣袋里事先准备了马尾巴，逮逮菜心里就牵挂起逮鸟了。特别是一听到鸟叫的时候。

　　在山里有时就是冷不丁的事，说不上在什么地方会飞出鸟来，有时走着走着还会一脚踩到野鸡呢！

　　我正寻找着菜，突然从草棵里扑愣愣飞出两只鸟来，我心中一喜，手往口袋里一摸，就摸到了我蓄谋已久的细细的滑滑的马尾巴了。我放下筐，奔到鸟起飞的地方，细细一找，果然发现一个鸟窝，里面是一群小鸟崽子，一个个光腚拉叉的，听到动静个个伸长脖子张大嘴要东西吃，我没有声张，掏出马尾巴，悄悄的顺着鸟道下了几个圈套，然后退到十多米远的地方躲藏起来。

　　不一会，飞来一只鸟，先落到鸟窝旁边的小树上，东张西藏望之后又装模作样的叫几声，自以为多么有心眼呢，其实它的想法早让我看破了。我沉住气，不吭声，就等待那鸟自投罗网。果然，没一会，鸟就一头扎下去了，只一小会我就看到鸟窝那儿的草棵子急剧的晃动。我知道鸟上套了，就赶紧跑过去，看到那鸟的腿被套住了，扑拉扑拉一挣一挣的想逃脱。我一把抓住了它，解开马尾巴，放进衣袋里，又重新下了套，然后回到原来的地方，猫下腰躲藏起来。因为大鸟成双成对才成家，我要逮它们小俩口呢。

　　没一会，果然又飞来一只鸟，也落到鸟窝旁边的小树上。我知道这只鸟与我衣袋里的鸟是两口子，就暗自窃喜，盼望顺顺当当的把它们一网打尽。果然，这只鸟如同前者一样，也是先装模作样了一会，也一头扎下去了，便也同样落到了前者的地步。

　　我把两只鸟捂在衣袋里，然后我再把鸟窝端起。这可真是个名符其实的“连窝端”。当时就感觉做了一件什么特大的好事似的——我要亲自把这一家子鸟儿养大！

　　回到家来，把窗门关好，把大鸟放出来，把鸟窝放在地桌上，我是真心想让它们一家好好过日子的，可哪能想到呢，它们就是不听话，两个“鸟大人”对鸟孩子居然不闻不问，只顾着自己逃脱起来。

　　它们双双的在屋里勇往直前，横冲直撞，反复向天棚和窗户冲击，不一会，天棚上，玻璃上，就全是鸟的血迹了，一道儿一道儿的红，那是它们飞行的痕迹，是它们勇猛冲击的证明，我真的有点看傻了。那得多疼啊，你们怎么就不知道我的心啊！我是要真心对你们好的呀！后来我不得不细看鸟的脑袋瓜子了，发现鸟头盖儿上的毛皮都没了，露出血刺呼拉的头骨。它的眼睛亮亮的，那闪亮中一定有惊恐万状的波光，只是人的肉眼看不出来罢了。我就纳闷了，什么鸟啊，你们没长眼睛么？那天棚和玻璃都看不见么？如果看见了，为什么还非要这么视死如归百折不挠发疯一样的逃窜呢？难道你就不知道我要对你们有多好吗？

　　我看着那血迹斑斑的条条道道越来越多了，心真的被鸟的视死如归征服了。与其说那斑斑血迹是鸟飞过的痕迹，不如说是鸟儿宁死不屈的证明。真没见过哪个英雄豪杰有过这样的倔犟劲儿，这才是真正的“抛头颅，撒热血”呀！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担心再这么撞下去鸟就撞死了，同时也怕爹妈回来看到棚上太多的血迹发狠教训我，就赶紧把窗户打开，把鸟放了出去，然后又把鸟窝放到小全家隔墙长过来的李子树的叉子上。

　　我本以为，把惊恐万状的大鸟放飞之后，大鸟会像妈妈牵挂我一样牵挂小鸟崽子，会天天来喂食的，那曾想，我把窗户打开后只听扑愣一下，那鸟窜出窗口腾空飞起，一去就再也没回头，让我白白在李子树下苦苦等待了好几天。可怜那小鸟光腚拉叉的，也吃不了食，喂啥也不吃，最后干瞅着饿死了！

　　我多么好的心啊，怎么就办不成好事呢？我把一个好好的鸟家给毁了，几个小生命也因我而死，心中就暗生出滚滚自责的洪流和沉重的罪恶感来，而且久久挥之不去，直到后来在课文上学了叶挺的《囚歌》，什么“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尔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这时我感悟到，难道鸟儿还能比人还要坚强？对于鸟来说，家一定也是重要的，孩子也是重要的，但是为了回归那自由的天空，它们居然能够牺牲一切呀！这，也是一种“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吗？

　　就这么一个小鸟，怎么能这么勇猛啊！

三

　　鸟死了以后，老都家小全要把它们埋藏在葡萄架下面，说把鸟埋在葡萄架下葡萄长得有劲儿，就给他了。鸟死了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小全给埋了也算是土葬了，怎么也比随便扔了强多了。再说每年秋天我还能借光吃小全家几串葡萄呢。

　　死了的小鸟伸长着脖子，脖子上气管发白，血管发青，一根根在皮下突显出来，保留了最后垂死挣扎的样子。我亲眼看着小全在葡萄架下挖好坑，把鸟放下去，然后把挖出的土再填回去。

　　埋了鸟，感觉心里放下了好多事，就和小全来到胡同口玩，一趟房住的“狼宝” 看见我和小全来了，也从他家的大门出来，一脸讨好的样子凑过来。

　　“狼宝”是“老狼”家的小儿子。“老狼”不姓郎，而是姓吕，但没有人管他叫老吕，张嘴闭嘴都叫他老狼。人们不仅叫他老狼，还管他的老婆叫“老狼婆子”，管他的孩子叫“狼崽子”，管他最小的孩子叫“狼宝”，只在需要区分的时候，我们才说“老狼家大小子”或“老狼家三丫头”之类的，就是从来不叫他孩子的名字，一起住了几十年都没人知道一个个“狼崽子”叫什么名字。

　　“老狼”是辽南庄河人，长得五大三粗，看上去很有力气，脸上还胡子拉茬的，平时爱背个洋炮上山打个野鸡野兔啥的，没人敢招惹他。老狼也确实够狠，有一回小全家的狗和老狼家的鸡在胡同相遇，狗把鸡撵了一下，鸡嘎嘎一叫让老狼听见了，当天下午就说不下蛋了，拿了镐头把狗堵在胡同里，生生的把狗砸死了，一点也不看在一趟房住着的面子上。

　　一天天的总是能找到好玩的事，除了调理“狼宝”， 弹玻璃球、弹瓶盖、搧“叭叽”、轱辘轱辘圈、跳胜利、骑驴、下五道、欻嘎拉哈、玩大将二将，好玩的事多了。除了这些，到河套玩也是不错的。

　  我家住的地方叫六栋房，六栋房前面是矿区大道，大道下面不远就是河套。河平常有十多米宽，一下雨河水就有二十多米宽了，水好大好猛，河水下泄隆隆作响，人到水里会冲走的。

　　河套上游有矿上的选矿厂，经常往河水里排污水，所以河水经常是黑咕隆冬的，但河中的鱼非常顽强，多少年都没有断绝。涨水的时候，更多更大的鱼会从苍石那边的浑河河口逆流而上，我会看到隔壁的陈叔拿张“旋网”在河边打鱼。那鱼网在他手上时是一堆，一撒手，网就形成一个圆圈落到水里，我便想到老师讲的“纲举目张”。等待陈叔收网时，那网中便有蹦蹦跳跳的鱼了。有时也会捞上来一堆垃圾。

　　有时我和弟弟去木材厂扒树皮，不爱走“木材厂桥”，就直接从六栋房的道下走，踩着石头过河时，偶尔会发现河边有鱼探出头喘气，快要不行的样子，我和弟弟就不弄树皮了，顺着河开始捡鱼。我发现个规律，只要上边的选厂一放污水，河里的鱼就受不了，不得不跑到河边探出头喘气，污水过去鱼才会逃过一劫，不一会就重新反过劲儿来在水中消失了。

　　那鱼看上去被污水呛迷糊了，在河边奄奄一息的样子，可你一下手，它却劈里叭拉的，劲还不小呢。好在鱼不愿意往深水里去，抓起来就容易多了。有的鱼的个头还不小呢，有的有两指多长呢，回家收拾收拾就能吃上美味了。

　　尽管河水平时发黑，但刚下过雨会好多了，不仅水大，还清一些，在里面洗洗澡还是不错的。六栋房的小孩都在河里光着屁股洗过澡。  

　　有时我们还“憋河汊”，就是用石头泥沙把河水堵到另一个河道里去，让原来的河道断流干涸，这样鱼就无处可逃了，只能呆在小水坑里等待我们来逮了。

　　一到冬天，河套上冻，冰好厚，我们就在冰面上滑冰车子和“半倒驴（单腿滑具，人蹲其上，双手用冰叉子支撑）”了。有的人蹬“脚滑子”或打尜儿。

　  在冰上玩，在水里闹，免不了会弄湿衣服和鞋子，回家就要挨打受骂了，所以在回家之前，我们都要在外边把自己整利索点。可是冬天里，特别是年过了以后，那河上的冰有时白天开化，晚上上冻，我们往回走时裤子会冻成一个筒，一会半会也恢复不了原状，但总得回家的，就硬着头皮爱咋咋地吧。我和弟弟回家不是挨爸爸的棍棒，就是接受妈妈的跪罚。

　　不过，有一阵子真不错，时兴“请罪”了！

　　“请罪”本来应该是大人们的事，比如地、富、反、坏、右，他们定期要向毛主席请罪的，突然间家庭里也搞起了“请罪”， 这样不就免去了皮肉之苦么？我就从心里庆幸起来了。能不庆幸嘛，原来我们面对的是棍棒，现在面对的是毛主席；过去爸爸打我们用棒子，打时还不能出声，得忍着憋住气让他一气打完，那真是疼痛难忍啊！现在我们只需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低低头就行了，这是多便宜的事啊！

　  那天傍晚的时候我和弟弟从河套提心吊胆的回到家，吃饭的时间已经过了，爸爸正和闵叔（闵叔是我们家的常客）坐在炕沿上唠嗑。他们俩像刚喝了酒。爸爸看到我和弟弟，眼睛冲我们上下扫了扫，说：“看你们造的，灰画灰的，对得起谁？”

　　闵叔就说情：“小孩有时就是光顾着玩，行了，快让他们吃饭吧，刚吃过。”

　　爸爸脸一板说：“吃什么吃，先向毛主席请罪，检查一下你们都有什么错。”

　　那时，我已经隐隐约约的能感觉到爸爸在闵叔面前假装积极，但嘴上是绝对说不出来的。其实那个时候的人都是要表现出一种挺革命的样子的，我就觉得面对毛主席也是一种积极革命的态度，我便和弟弟乖乖的面对墙上挂的毛主席像，低下头去。爸爸说：“好好坦白坦白吧，你们怎么地了？”

　　我便自言自语道：毛主席，我错了，我不该这样玩，一玩就忘了回家，还把裤子弄湿了，以后一定要多听爸爸妈妈的话，好好学习多干活……我这样说，弟弟也跟着我嘟囔。

　　爸爸纠正道：“要多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给你们这么好的生活还不知道珍惜，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

　　我和弟弟便说：“毛主席，对不起。”如果这时正好赶上肚子叫了，我还能深刻反省假装可怜，说“我们罪有应得”之类的。虽然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的却是锅里面会是什么饭呢？

四

　　那天我在屋里玩炸大楼，就是用军棋子摆放成高楼，放进去一个小鞭，一点，叭的一声响，“高楼”一瞬间就七零八落一片废墟了。大楼摆了一样又一样，炸了一遍又一遍，忽然我听到外边乱哄哄的，赶紧往大门外跑，跑出大门，看到胡同口那儿人山人海的，老远就能看到镇上戴大盖帽的老赵。我往前凑了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问了问，说是出现了“反标”。“反标”就是反动标语的意思，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打倒某某某”那五个字，就是表示对伟大领袖怎么样的话。由于经常出现，我也不觉得是什么新奇事了。但这一次有些不同，因为“反标”竟然出现在我家门口了！噢，不不，是出现在俺家胡同口，出现在老祝家和老狼家之间的公共厕所里，就写在公共厕所的门框上。

　　戴着大盖帽的老赵在人群中特别显眼，那顶大盖帽在厕所那儿出来进去的，忙于破案的样子。我一直感觉老赵特别的神奇，他在我心中简直就是破“反标”案的专家，因为那时候一出现“反标”，他就出现了，没几天就揪出了写“反标”的现行反革命。他破案的重要手段就是对笔迹，一有“反标”案出现，老赵就来到学校，由校“工宣队”或保卫组的人陪着，看着让人心中发慌，身上发冷。他们挨个班走，每到一个班就让学生写“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帝修反”。头几回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是为了破案，为了对笔迹，要揪出写“反标”的现行反革命，我就不敢轻易写了。我知道不敢写也得写的，不写就更让老赵怀疑了，但写时心里突突的，就怕万一自己写的字和“反标”写的一样，就琢磨变一变，要写的和那“反标”不一样，可怎么琢磨都担心，因为我不知“反标”写的字是什么样的，要是一变正好和人家的一样那不就更倒霉了嘛？

　　我真是太佩服老赵了，那“反标”写时也没有人看见，他们怎么就能知道呢？从那字上就能看出来？要是看错了不就完了吗，要是认为我写的字和“反标”的字一样，那我不就成现行反革命了吗！

　　有时写好“毛主席”之类的，人家收上去走出教室，本来已经继续上课了，但我心里一直突突的，就怕老赵突然推开教室的门，直奔我来，给我戴上手铐子带走，那样的话同学和老师得怎么看我呀！晚上我回不到家里去，妈妈上哪找我呢？

　　好在那样的情景没有出现，所以我就更加佩服老赵了。

　　现在，“反标”竟然出现在俺家胡同口的厕所了，能是谁写的呢？这个人我能认识不？他的胆子怎么那么大呢？他为什么要写“反标”呢？他家是地主？是富农？是特务？还是资本家？是暗藏的阶级敌人？说老赵神就是神，第二天他就把写“反标”的人给揪出来了，这个人我还真认识，就是我家房后那趟房紧西头老邓家的二小子！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仅过了一天，我二哥晚上没有回来，说是被校“工宣队”给扣下了，说我二哥是邓老二的后台。当时我爸在“小西林”上班，我妈听说后就去要人，尽管矿上的人都知道妈妈力气大，能干活，苦大仇深脾气倔，却没有把二哥要回来。不过“工宣队”的人向我妈保证了，案子查清楚就放人，绝不会冤枉你儿子。

　　我提心吊胆了一天一宿，直到第二天晚上六七点钟，我才看到二哥被妈妈领回来了。

　　我后来知道，“反标”的确是邓老二写的，人家逼他供出“后台”，三角皮带抽打急了，就把整天和他一起玩的二哥咬了进去。以后妈妈多次学着当时二哥的样子，憋屈着嘴说：“他们打我。”接着妈妈又换一种很有气魄的口气说：“这我还能让个啦？我就找矿里去了，和革委会主任吵吵要人，这才把你二哥放了。”

　　有一段时间我反复想一个问题：怎么有这么多的“反标”呢？写“反标”的人真的仇恨毛主席么？毛主席那么伟大，能活万万岁的人，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写打倒他？难道一写打倒他就真会让人发现吗？一个人偷偷的写那几个字，怎么就能被发现呢？有的时候，有好多时候，出于好奇，我脑海中也曾闪过写“反标”的念头，可是只一闪心就立即突突的跳动起来了，就感觉这完全是没事找死。那个时候不是讲“狠批私心一闪念”吗，一闪我就心惊肉跳了，好吓人啊！在以后的好长时间，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写反对标的事，尽管我是那么的热爱毛主席，尽管我知道我自己是想写而不敢写的，就是写也完全是出于玩玩的好奇心，但总归来讲我是绝对不能写“反标”的，可我毕竟有过写反标的念头呀！如果当时我胆子再大一些，让“试一试”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也写出“反标”，那又能证明什么呢？就证明我反对毛主席吗？不管别人能得出什么结论，我却知道我自己，我是绝对热爱毛主席的。记得那时，我就是叠一个“啪叽（有用纸叠的，有纸板印着关公等图案的）”，都要反复查看纸上有没有“毛主席”三个字，如果有，那是绝对不能叠的，叠了就是对毛主席的极大不忠，当然更怕别人发现检举揭发了。

五

　　俺们这地方，小孩哭闹，不听话，任性，淘气，使坏，都叫“作”。作得起劲了，作得欢了，大人发现了就来一嗓子：“作死呢！”要是由“作”惹出事非来，就叫“作祸”。“作祸”就是闯祸、“捅篓子”的意思。

　　那天我和三哥、弟弟小义都在家，闲来无事就瞎鼓捣开了。我记不得当时他俩忙活啥了，感觉哥几个都在兴头上作得正欢，各自一会炕上一会地下的张张罗罗寻开心，我好像忽然的就想起了电工师傅，想起电工干活时，用螺丝刀子拧这拧那的，就上来了一股“聪明”劲儿，弄了一截铝线，把皮剥掉，再把一头砸扁，另一头弯曲个把儿，然后在炕上掂起脚把灯泡拧下来，放到窗台上，非常显摆地大喊一声“我是电工”，意思是能够引起兄弟们的重视，同时便再一次掂起脚来，举起“螺丝刀”直接捅进灯头里去了。万万没有想到，怎么会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呢？只听一声巨响，火光一闪，崩得天棚还有我的手，都黑乎乎的了。这一切都是一瞬间发生的，一时搞得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呵，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天塌下来了。我那小小年纪，哥几个“作”得正欢，哪知道“螺丝刀”捅进灯头会爆炸呢？所以我靠在窗台上傻傻地想：人家电工师傅怎么捅都没事，我怎么就不行呢？差哪呢？全然不知电工师傅干活时是停了电的，后来妈妈说，当时要不是我掂着脚，也许小命就作没了！

　　由于我们看到天棚上面黑黑的，我们哥几个以为整套屋子上都是有电的，稍微缓过点神来就一个个都从窗口跳到外面去了。下午二哥回来了，感觉他对屋子也是如临大敌，但看上去二哥好像有些经验，他往地上放木板，从外面一直垫到屋里，连到炕沿上，再蹑手蹑脚的摸索着进屋看个究竟，但一直到晚上妈妈回来才解决了问题，我才敢进屋。

　　没想到的是，“我是电工”这句话成了三哥和老五拿我寻开心的典故，常喊一句“我是电工”来引逗大家发笑。有时在恰当的时候我自己也自嘲地喊一嗓子“我是电工”，也是为家人寻开心。

　　秋天到了，那一年高青的二姐高洁下乡在门坎梢，离矿上十几里地吧，高青让我和小驴子陪他去给高洁送东西。高青和小驴子骑的都快，我被落在后面，我着急在后边紧赶，刚进门坎梢村，看到街上到处都是人，有百人之多，我也没心思停下来关心发生了什么事，发现人群中间保留了一条缝隙，骑自行车正好能穿过去，我就没怎么减速，照那人缝间的过道就冲上去了，没想到正好这时从人群里出来个横穿马路的，肩上还挑了一对桶，正好挡住了我的去路，我也来不及刹车，就直接撞上那人挑的桶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大粪！更让我想不到的是，由于那桶猛然受到挤压，里面的稀粪腾空而起，就好像电影里炸弹扔进水中炸起了水柱一样！

　　接下来的景象就可想而知了。那腾空而起的稀粪随后就在人群中“天女散花”了，当然还是我“享受”的稀粪最多，身上、车子上到处都是大粪，我真正成了一个臭不可闻的人，连那些“受害人”都觉得我这个“小臭孩”实在没什么可索赔的，一个个只骂了几句（多半是骂自己倒霉）就不理我了。本来我还有气呢，要和那个挑粪的老头理论，埋怨他横过马路啥的，没想到那老头倒跟我没完没了了，说啥也让我赔他的粪桶！大概是我那台车子确实不怎么样，又满是粪便，多数人都四散而去，有个别人看我臭哄哄又可怜兮兮的，还为我讲情，老头就没太赖皮赖脸放我走了。

　　可我的车子骑不了了，车链子掉下来了，往前推了段路，我看到高青和小驴子返回来找我了。他俩看到我咧开大嘴哈哈笑，问完经过又哈哈笑，我却不敢多张嘴，我感觉浑身没有没有屎尿的地方了，怕一张嘴那屎尿会进到我嘴里。他俩陪我到浑河边上，我把衣服和车子好一顿洗。那自行车的条里缝里都夹着那桶里的东西呀，恶心死人了。这祸作的，真是沸沸扬扬遗臭万年了。

六

　  六栋房前面的“道下”也盖房子了（我们这个矿区山镇有四万多人口，基本以矿街大道定方位，起名称。整个矿山座落在一个大山沟里，沟口“团山子”那一片叫“沟外”， 靠近里面生产区的地方叫“沟里”，矿街南侧靠近河滩的地方叫“道下”，矿街北侧叫“道上”）， 盖的也跟六栋房的房子一样，也是红砖红瓦一排排的，用成语描绘就是鳞次栉比的。那天中午妈妈听说我和弟弟下午不上学，让我们弄点沙子，好等她晚上下班把裂开的炉子修补一下。

　  下午，我和弟弟拿个“炮兜子”（矿上发的工具袋，井下用于装火药）来到离家不远的一处建房工地，用手抓了十多斤沙子放进“炮兜子”。刚要走的时候，工地管事的工长（我三哥同学的父亲）走过来说：“谁让你们弄的？”我说：“我妈让的。”他说：“你妈跟谁说了？”我说：“我妈跟我说了”他说你一个破崽子知道个屁，我问的是，你妈跟什么领导打招呼没？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弄这点沙子还用和谁说啊！他说：“哎呀，胆肥了是不？我说就不行！赶紧倒回去！”我和弟弟把他当个事，要走，他上来就抢“炮兜子”，争夺中，他被沙堆给拌倒了，干活的人一片大笑。他在手下的人面前没了面子，就火了，指使人赶紧给“民兵指挥部”打电话。“民兵指挥部”是当时矿上的专政机关，果然来了人，把我和弟弟带到“民兵指挥部”，让我和弟弟面对着墙站着，他们就像没有我们似的嘻嘻哈哈打扑克了。 

　　他们玩了一下午，我和弟弟就站了一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民兵指挥部”的人接了一个电话，他们就让我和弟弟到“大修队（矿上专门建房修房的单位）”去一趟。我和弟弟知道“民兵指挥部”是打人的地方，哪敢不去啊，只能听天由命了。到了“大修队”，看到工长手下的人已经坐了一屋，工长坐在门口一侧。有人让我和弟弟进到屋里，站到前面，还让低下头。我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只能任人摆布。我听到有人说：“现在开始开会！”这时我就想，你们开会跟我和弟弟有什么关系啊？直到有人念批判稿时我才知道，他们是在批斗我们！而且，批判稿的词儿全是应该用在大人身上的！

　　他们批我时就想：我怎么是敌人呢？我和弟弟怎么就成了敌人呢！我这个敌人不是也是挺好的人吗？如果我是敌人，那么敌人还有什么可恨的了呢？突然一个声音吓我一跳，那个声音是喊出来的，内容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可当我寻声看了一眼之后，心里就乐上了，因为喊口号的人我认识，大家都管他叫“方傻子”，就住在俺家房后的沟里。他喊一句，整个会场的人就跟着喊一句，这样会场空气就显得隆重而热烈了。

　　念批判稿的人是个女的，后来我才知道她与工长是邻居，是我一个同学的嫂子。批判会快开完的时候，妈妈听信儿后来了，把工长臭骂一通。工长说：“也不知道是你家孩子啊！”

七

　　我记不得在哪儿弄了一颗子弹，也许是高青给的，或许是我跟高青到镇上玩时在床上或是在窗台上拿的吧。高青他爸爸是镇长。镇上“抄家”抄来的日本战刀，高青都可以拿家来在大道上比划玩，他把刀一举，嘴里喊叫：“鸭鸡给给——”像日本指挥官指挥鬼子冲锋似的。

　　其实这个时候小孩手里经常有子弹壳，有子弹也不稀奇，这也许与到处都有“民兵指挥部”有关，与民兵经常打靶有关。我没事就把子弹拿在手里摆弄玩，那天三哥看我拿子弹玩，就突发奇想出了个主意，建议我把子弹放了。我说没有枪怎么放啊？三哥说不用枪也能把子弹放了，我们争论了一番放枪的原理之后，就听三哥的了，决定把这颗子弹放掉，但我坚持要自己拿着放，认为只有自己亲自放掉，子弹才是属于自己的。我用钳子把子弹钳住后，对着地上写字台下面的塑料布，心里一阵咚咚地跳。三哥拿来锤子和一颗钉子，把钉子顶在子弹屁股上，一钉，叭的一声响，眨眼工夫子弹真的就变成子弹壳了！当时我就有一种吃亏的感觉。我们看到写字台下面的塑料布上出现一个小孔，这个小孔是子弹变成子弹壳的唯一证明了。我为了尽量减少损失，就顺着塑料布上的小孔去找我的子弹头，可是掀开塑料布看了半天什么也没有，一直没发现子弹头的下落，心里不免有些空落落的，好像损失了什么。

　　有一阵子广播喇叭里天天吵吵“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天天听也听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右倾”到底是什么？“翻案风”又是什么呢？毛主席那么厉害，发一句话把搞“右倾”“翻案”的人一枪毙了不就完事了吗？有必要这么如临大敌又啰啰嗦嗦吗？我只是心里这么想想，怎么想也不当饭吃就不必多想了嘛，反正这时候除了开批判会也没有什么正经学习上的事，感觉轻松又热闹。但这种轻松加热闹的时间并不长，紧接着心里就总是紧紧绷绷的了，因为海城地震以后，天天闹地震，防地震，家家搭地震棚子，搞得人心惶惶的。在惶惶不安中，广播喇叭里老响起哀乐，意思是有什么大干部死了。后来吉林那边天上掉下来大石头了，再后来唐山又地震了，听着喇叭里念字儿的人的声音，我心都发紧！

　　一转眼三哥就下乡了，学校打锣敲鼓送。一汽车一汽车的人从学校拉走了，我和弟弟小义也爬到车上去，一直把三哥送到农村的青年点，在农民家吃了“派饭”，又坐汽车回来了。

　　哥哥们都不在家了，家里干活我就成了“顶梁柱”。

　　秋天了，大道上，胡同里，到处是乱七八糟的落叶，我家房前的黄瓜架子上已经没有什么黄瓜了，只有几个黄瓜妞在霜打的黄瓜叶子间体现着黄瓜架子的用处，可看着那黄瓜妞是没希望长不出多大的，妈妈就让我和她一起把黄瓜架子拆了。

　　正拆着，房西头山坡上小学的喇叭里放出了哀乐。我知道又死了一个什么大干部，但没有太当个事，因为那个时候总是有干部死去的，先是周总理，再是朱德委员长，还有一个康生也是那时候死的。我一听哀乐心就沉重，但并不觉得太伤感，但这一次听着听着就感觉不对味了！哀乐放了一会喇叭里开始说话的时候，竟然是以“伟大的”开头！而且是一连说了几个“伟大的”！

　　“伟大的”只能是毛主席呀！但，怎么也不会是毛主席啊，毛主席可是“万寿无疆”的，是“永远健康”的，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呀！可是，喇叭里哀乐已经放了，后面能说出死的人是谁呢？我提心吊胆洗耳恭听。当喇叭里真的说出毛主席时，我脑袋瓜子里立即闪出两个字：反动！我悄悄看了看妈妈，妈妈并没有什么异样的神态，也没有说什么。当喇叭里反复说“伟大的”“因医治无效”去世时，我才怯怯地问妈妈：“毛主席真的能死么？”妈妈一边忙活一边说：“谁岁数大了不死。”我对妈妈的态度有点不满意，但也说不出什么，而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妈妈的态度能让我进一步断定毛主席可能真的死了。

　　这时我心里确实有点害怕了，害怕天会突然的坍塌下来，要是那样中国不就完了么！这样想着我还真往天上看了看，尽管没看出天有什么变化，但心里就是不踏实：中国没有毛主席能行嘛？他死了能埋哪里呢？以后会怎么样呢？华国锋、王洪文他们谁能当一把手呢？

　　拆完黄瓜架子，妈妈看我要出去玩，就叮嘱说：“到外边别瞎咧咧。”我“说哎”，算是应了。

　　我走到胡同口站住，看到老祝家小驴子正在弄柴禾，好像刚上山砍柴回来。

　　我说：“你说毛主席能死不？”

　　他说毛主席能死么！

　　我说放哀乐了都。我说着就举手往小学那边指，这时才注意到喇叭已经停了。我就强调说，真的，刚才还响呢，响了好几遍。

　　小驴子说你真敢反动，让人抓起来就完啦！我和小驴子是最好的朋友，我知道他是在提醒我。

　　我说不骗你，我妈也听到了。虽然我这么说，但心里还是虚虚的，真怕万一是自己产生了错觉，或者是那学校的喇叭出了毛病，总之我感觉这世界变得不踏实了。

　　小驴子说别扯了，毛主席能死么！

　　我一想也是啊，毛主席能死么！

　　上学后（我当时在沟里的育红一校读书，六栋房西边的小学叫育红四校）我就注意同学们的表情，发现他们说话都是小声的，交头接耳偷偷摸摸的样子，大声说话的都跟毛主席的事无关，更不敢直接说“死”这个字。

　　后来就让我们去矿上的俱乐部，说是和毛主席告别，我心里就嘀咕：毛主席在北京，还死了，怎么告别呢？要走的时候老师在教室里向我们交待，要抱着沉痛的心情，能怎么难过就怎么难过。并嘱咐一定要严肃，绝不能有一点点的嬉皮笑脸啥的。

　　到了俱乐部，两边的门都开着，一边有人往里进，一边有人往外出，我觉得出来的人有好像哭了，心里就有些发毛，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我进去以后才发现，主席台前那边全是花圈，中间是毛主席的像（后来才知道那是灵堂，整的是遗像告别），各年部的学生一个一个的走到前面去，挨个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我看到有的学生鞠躬后转身走时就哭起来，有的声音还好大，就努力找悲痛的感觉，觉得只有这样人家才不会说我和毛主席没感情，可是我经过努力就是哭不出来，我都有点恨我自己了！实在没办法，我只好使劲低头，并皱起眉来，还不时的用手在眼睛那儿忙揉两下，努力弄出悲痛欲绝的样子来。

　  一路无语，回到学校，一进大门我听见“呜呜”的声音，越往楼那边走声音越大，特别是东西两边那两个楼，“呜”的声音大大的，好象刮大风时高压线响一样。我想到了是人在哭，但我不能确定， 正好平时要好的同学朱贵友在我身边，就问他，他的眼角上平时总有笑纹，看上去嬉皮笑脸的样子，这时看他还是那个样子。他说：“一听就是哭呗。”我就觉得他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没有我深呢。

　　我们年部在中间的主楼，回到教室，仍然听到东西楼“呜呜”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能哭出来，而我们就不能，是老师告诉哭的？还是相互感染的？

　　我看到班上好多同学都趴在桌子上，虽然没有哭声，但好像都是难过的样子，也许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和我一样的吧，我们年级以下的人都还小，还没有机会和伟大领袖处出感情来吧？尽管我们哭不出来，也确实没有人敢笑。

　　过了几天开追掉会，在学校操场听广播开的。先是听广播喇叭的“讲话”，然后是默哀三分钟。大家都是站立的，一站就是半个多小时，是不许说话不许动也不许上厕所的站立，有好几个学生突然就一头栽倒在地了。事先有措施，医生都准备好了的，一有人栽倒医生就上来了。

　　默哀时好像是下午三点，大街上的汽车也叫了，学校东边坡上的火车也叫上了，拉着“呜——”的长音，好像在替我们哭泣。

　  遇到死人的事，一点都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