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栋

    我的出生地叫老虎台，地域不大，名气却不小，就处在这个城市的边缘，那时这里住的多是“闯关东”的人家，是以最为集中的一片煤矿家属的棚户区被人共知。虽然我已离开它五十多年了，虽然它一直是陈旧衰败、破乱不堪、远离任何权力，可是不管我的生活如何流转，仍不能忘记那个地方。不管面对有着怎样阔气背景的人，我从没有想回避它对于我的存在。

一

    我曾对这个名字感到费解，此地山不高林不密，此名何来？

    有人说它是薛礼征东时“擂鼓台”的谐音，我听后亦觉牵强。倒是于那些沟沟岔岔间兀然交错着的黄褐色山岭，有点像一只庞然大物绵延的身躯，此说算不算一解，我就不知道了。

    那时这里没有楼房，在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上，毗连着青草沟、三角河、虎东、矿前、西山、西沟等一些地方。认真想来，这样的称谓也不叫什么名字，只是一种方位和坐标而已。一个地方连个名字都懒得被人起，就像一个名叫张三阿四的人，给人一种临时和不被重视的感觉，而那时却也是一方名地。

    说是名地，其样子却丑的厉害，很像老电影中的场景。除几片红砖公房外，多是自家随意搭建的低矮房屋，地势坑洼不平，道路七拐八拐，房屋的样子像是忸怩作态。这些由日伪的工棚逐渐扩展起来居所，就横七竖八地沿着山坡与沟岔蔓延着，屋边傍着水沟，雨后清凉的山水与家家户户的污水在此会和，然后一起顺山而下，流向孩子们并不关心的地方去了。

    我家那时就住在西沟里，在一条向南w形的马路上，走到一半再向西拐去，街旁分列着大狮子合社、青年商店、马车社、酱油房、照相馆、老杨小铺、小戏园子、老君庙等，这名字同样叫的很是随意。

    那时尚不知道天地多么广大，自然也就不觉得这里的封闭狭小。

    1959年的元宵节，我就出生在这里，此后便由大人们牵着走进走出。因为屋矮路窄，每次都要在各色的窗子和晾晒的衣服下穿行，女人的内衣和男人的裤衩就湿漉漉地挂在那里。如若扭头望过去，各家屋里的陈设一目了然，此地详曰虎西街一委七组。

    那时每次进出这里，总要踮起脚或蹦蹦跳跳地钻出一段黝黑的隧道，在趟得两脚泥水后才走上正路。于是眼前的小路一个又一个，仿佛伸开的一面枯萎的叶片，然后再选一条曲曲折折的脉络走下去，左突右拐，最后才走到家门口。

    我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1岁。

二

    那时，这里住的多是由山东、河北、黑龙江为讨生活前来挖煤的人。

    井下的条件不好，是要拿力气和性命换钱的，要想讨个本地的媳妇不易，他们就把家乡的女人领了来。于是男人上班挣钱，女人看家做饭，每当“上班的”回来了，女人们便低眉顺目地将煎饼、大葱，还有少不了的一壶酒端上来后，男人们就亮出浑身的腱子肉，喝出胶东大嫂一阵放浪的笑声。

    我们管山东来的叫“关里家的”，管河北来的人叫“老坦儿”。虽然家家都很穷，可是每到傍晚家家的饭桌就摆在院子里或临窗的炕上，于是总有人伸过手去，拿起你家一根大葱，撅去他家一点大酱，卷进自家的煎饼里，边走边说你家的大葱可真甜。如果谁家关上窗门吃饭，人们就会自动地绕着走开，日后若在他家的垃圾里见到扔掉的肉骨头，就会被大家讲究起来。

    日子过的久了，谁家饭食的油水多，谁家娘们的手艺好，谁谁家的饭做得马虎不干净，常常被不同腔调的主妇们进行一番羡慕或奚落。至于那些男人们，对这些说法从不往心里去，他们只要自家的女人把一壶酒烫热，然后自顾自地咧着嘴哈着气，将它倒进自己滚烫的胃里。

    我家的下院很热闹，住着七八家外地人，张小个子据说是从河北过来的，那时已经白了头，还在伺候着瘫痪的老娘。他每天把母亲用过的万国旗挂上门前，人们打他家门前走过时，总要先弯下腰很快地窜过去。他见了有些歉意，就笑嘻嘻地说，你有福了吧，我妈都过九十啦，有她罩着你准会长寿。

    他很爱跟孩子开玩笑，时常当着年轻母亲的面讨孩子的小鸡吃。傍晚时，家家的饭桌就摆在院子里，小孩子们便晃晃悠悠地在院子里乱跑，他总是左手拿着饭碗，右手伸向孩子的裆下，左一小鸡右一个小鸡地吃起来，引起年轻母亲一阵阵的浪笑。某次他又如此这般地追着一个孩子讨鸡吃，有人在远处大喊，他佯装没听见，刚将手伸入孩子的裆下却又嗖地收了回来，原来那是个小姑娘，弄得他一脸的红。

    有天早上，我们一群孩子在院子里玩，远见张小个子从外边拿着一个梯子走了进来，他脸紧紧地绷着，没在向我们讨鸡吃，径直走到自家门前的烟囱下，顺好梯子后就爬了上去。正待我们往下看的时候，他却举手向西一指，嗷的一声叫了起来“……妈妈呀，你就放心地走吧!”

    于是，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是在给死去的老娘指路。此后送葬的人们就在院子里排出长长的一溜，大人小孩都穿着雪白的葬服，几声鞭炮炸响后，眼前就向老君庙挪动起了一群群的白鹅。

    打那以后，我就没再见到张小个子的面，那讨小鸡吃的游戏也再没人做了。再后来就听说，他是为了祖上的历史问题偷着跑到这里来的，隐名埋姓地住了好多年，最后被发现直接给遣送到农村去了。

三

    那天，父亲在早上听广播，我家那个深紫色的戏匣子说1964年就要来了，我饭后就丢下碗筷，俨然一个大人双手插在兜里走出了家门——这是我对时间的最早记忆。

    路过那座木板夹起的厕所时，先是听到一点声音，接着见一个露着半个屁股的人慢慢地走了出来——正是下院的老王太太。她大约因为我是个孩子，并不回避什么，只是不紧不慢地系着腰带，此事仿佛不需背人。

    我那时虽然贪玩，但也爱琢磨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弄不明白就常去问大人。就比如这个老王太太，还有那个老林太太，别人家都是一个老太太跟一个老头住在一起，可她们的家里却住着两个老头，这是为啥呢？

    那天，我极认真地问过之后，母亲先是一愣，接着就用指头使劲地戳我的脑袋，说你一个小孩子瞎操这心干啥，说着还使劲地努了努嘴嘴，一脸的红。

    王家是独门独院，大门很高气派得很，家里有六七个孩子，都与老太太住在正房。而东西厢房分别住着两个老头，一个很少出门，见了人低头不语，另一个则长得粗大，胡须浓重，是赶马车的，有着很重的市井气。邻居背地里说，老王太太就这样过了半辈子了，现在虽是儿孙满堂，却也时不时地要到厢房里去住住，只是两个老头却很少来往说话。

    后来，父亲因故到那里借宿，还带上了我。那时王家的老人都过世了，只有那个赶马车的还在，他的屋里黑得很，大约很少来人，进了门就闻到一股被窝里的味道。那天见他重回炕上后，便盘腿弯腰坐下，胸前的皮肉向下坠着。他将被子向身上拉了拉，声音沙哑地说，多年的老街坊啦，你们能来，我正好也有人说说话，这事不用客气的。  

    他于是向父亲说，我年轻时就到了她家，赶了她一辈子的马车，眼下已无亲可认了，言外之意是说家里的孩子待他并不好。可有人说家里的大儿子长得就很像他，还有人说见过他们年轻时在马车上亲热，还看见老头曾笑嘻嘻地将她从不高的车上抱了下来。

    老太太还在时，却对这个不太在意，她很爱和人说话，即便老了以后坐在门外的石墩上晒太阳，每见人来也总是长长短短地唠上几句，总是一脸的媚笑……

    那时，在我们整条胡同里，林家的饭菜是公认的好，而林家的姥姥也有两个老头。我们总去他家玩，每当见了那一胖一瘦两个老头，也总要为哪个是亲老爷争执一番。

    其实，瘦的是他的姥爷，大约人瘦就怕冷，所以总戴着帽子，身着制服兜里插着钢笔，像是个干部。他一般不理我们，大约很爱惜这个家，每次见到他都是低着头用鸡毛掸子扫来扫去的。

    那个胖老头则是一个大块头，常常穿着半大不长的短裤和背心，肉嘟嘟的身上现着赤红色，模样像厨师或屠夫，说话的声音像是在吼。他大约是没有孩子，见了总要拨拉着我们的脑袋哈哈地大笑，拿我们取乐。

    老太太则有佛像，一脸的白肉，衣服也穿得干净，每见我们跑进跑出，或在屋子里闹得过了，总是厉声叫起，于是我们就稀里哗啦都跑到院子里去了。

    如此的家庭，在那个时候总能见到。人们把另一个老头叫做“拉帮套的”，意思就是帮人家挣钱，替人家干活，这也正如王家那个赶马车的一样，到头来还是不被家人接受。

四

    小文应该比我小一岁，姓啥就不说了，他爸爸就是从“关里家”来的，个子不高却壮实得很，走路时两个胳膊弯弯地架着，很像练过武功。他那时在矿上三班倒采煤，平时见不到人，见了也只是与上了岁数的点点头，只是每当早晚回来，总是在胡同里把脚步踏起咚咚的响。小文的妈妈，也是后来才从“关里家”带过来时，来后很腼腆，见人只是笑。由于个子高又一身的胖肉，走起路来先由后脚跟着地，身子总是一拧一拧的，夏天衣裳穿的少，两个奶子和脸上的肉总在人的眼前颤悠。

    那时，家家的房子都建在山边，由于路高屋低，每逢有人从窗外走过，扭头看到的并不是家里的摆设，只是一铺炕和炕里的人。某天，小文的爸爸夜班在家里睡觉，一阵的沙土从窗外卷了进来，说是扬到了他的脸上，于是他就跑到院子里一阵的咆哮。

    母亲这时急急赶回家来，见了我就揪着耳朵一阵地打，说小文的爸爸已在下院点着名地骂人了，因为我刚刚跟小文打过架。我那时倒也顽皮，常常跟一群孩子在下院里玩，先是藏马虎，就是一群孩子先是叮当锤，然后其他人都藏了，让输掉的那个找，如是再三，直玩到天黑才被大人喊回家。后来长大一点，就骑马打仗，还有弹瓶盖、擅纸牌、打砖头、弄九连环、玩烟盒择成的三角，也随女孩子一起跳方格。

    那个乐趣无比的童年时光，如今再也找不到了。

    某天，一直玩到很晚，回家后才感觉到脚上疼的厉害，脱下鞋子见脚后跟已流出了血。那时，我们的鞋都是母亲点灯熬油一针一针做出来的，因为布的鞋底不扛穿，便总要由父亲先钉上鞋掌，可是数双鞋拿过来后，父亲一锤一锤地钉下去，一时的马虎，我那只鞋里就直直地竖着一根钉子，一天的乱跑竟把脚后跟搅出一个肉洞。

    自从被小文爸爸喊过之后，我们再玩时小文就不来了，只是远远地站着看，两眼不时地向我的脸上瞄着。某次玩得兴起，小文忍不住就被喊了进来，正在我大喊大叫玩得高兴的时候，忽地耳朵又被人拧起，远见小文的妈妈也一拧一拧地跑了来。只见她边跑边喊“……婶子婶子你快别这样，小孩子的事说不上真，俺家上班的也没说准是谁嘛，你看咱这邻居还是要做的。”

    这时，我才见母亲放了手，于是便忍着一脸的疼，撒开两脚又跑远了。

    久后的一天，先是听说有个商店的会计弄错了账，要挨批斗，当晚就摸了电网死了。后来就见矿上的武斗开始了，大标语贴的一墙一墙的，宣传卡车四处喊叫着，不远处的老孙家被戴了高帽游了街，晚上常有枪声响起。这时，又听见胡同里响起咚咚的脚步声，是小文他爸回来了。他大概是兴奋或着急，身子走得一窜一窜的，走近了才见他手拿一杆明晃晃的扎枪，枪头上系着红绸布，粗粗的胳膊上飘着一个红袖标，因为光着上身，所以就把袖标直接别在肉上。

    那晚，母亲一再地数落着我，让我千万别再出去疯啦，说她见到小文爸爸的枪头子就害怕。

    此后就见小文他爸不再采煤了，说是被调到矿上做了啥，每天进出院子总是扛着那杆扎抢。一有空闲就坐在院子当中擦枪，擦枪时嘴上还跟着使劲，吭哧吭哧地响，枪头上的红绸布一跳一跳的。有时还做上几个刺杀或霹雳的动作，像是故意给人看，吓得邻居们大都绕着走开。

    直至后来我家被迫下了农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没见过小文。

五

    1966年的夏天，城里青年开始下乡，那时还没有学生的事，只在没有工作的城市青年中进行。

    我家二姐遂被定为下乡对象，因为我家人均收入不足九元，是居委会常年的救济户。为此，居委会马主任就一天几次来我家，说这下乡是减轻个人负担，也是减轻居委会的负担，更是减轻国家的负担，她是要替政府做好工作的。

    我家那时住的也还宽敞，常常是南北两铺炕上都坐满了人，马主任总要把动员会安排在我家里。二姐那时当然不愿意去，她才十六岁，还在矿上抬筐卸煤补贴家用。可是会总在家里开，一来二去的母亲就没了主意，她看着马主任那阴沉沉的脸，知道这样下去家里救济的钱就没了，于是勉强地松了口。

    我记不得是怎样送走二姐的了，只记着那时母亲总是苦着脸，把家里不多的布票翻了翻，揣起几张去给二姐做了床被褥。也有人也来家里帮忙，给二姐选了块细布料，做了件领口为一字型的短衫，浅褐色的格子配上她稚嫩的脸，上边忽闪着两只大眼睛，那是二姐第一次穿新衣裳，却没见她笑过。

    此后，她就去了二百里外的农村，那个地方是新宾县响水河子公社转水壶大队，前后做了八年的农民。

    我在其后一天，去邻家玩。见他家的哥哥坐在漆黑的炕上，低头侍弄着自己的脚，像是再找什么，见了就把我叫到身边，问想你二姐不？

    我说，想，就是看不到!

    他说那就别想了，你三姐也要下乡了，还有我!说着脸上就没了表情。

    我靠近后，见他是在抠着脚上的皮。他把那些因脚气蚀起的肉皮，无论黑的或红的一片片地揭下来，已在炕沿上摞起小半把。接着又低着头问我，你吃过人肉吗？这让我吓了一跳。

    这时，他把那些抠下来的脚皮捡到手上，然后抬起头看向我，随即猛地塞进嘴里并大嚼起来。说一个连人肉丢敢吃的人还能怕什么呢？我见他嘴角慢慢地渗出了血，便害怕又恶心地跑了出去。

    此后，我家三姐也下乡去了，俗称是六八届高二的。至今记得那个地方更远，是五百多公里之外的北镇县耿屯公社索屯大队。

    再后来，父亲也因说不清的事情，去了新宾的农村干校学习。家里只留下母亲与我们这帮孩子，整夜地害怕，直至全家最后也去了农村，我自此就离开了那个叫做老虎台的地方。

    到此，我仍对那个名字感到费解，此地山不高林不密，此名究竟何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