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全华

杀！杀！声音响脆，路人看时，视野里是两个少年以枝条当刀剑在街上比比划划。知道是老赵家和老孟家的小子，放学后不用干活闲着疯闹的，也就没人驻足卖呆。不一会，街上传来尖刺的哭声，路人目光投去，只见赵家小子双手捂着眼睛，血从指缝中流出，孟家小子愣愣地站在一边不知所措。不用说，眼睛被棍子捅了，孟家的小子作了大祸。有人上前看了，眼睛像个血球似的，就亮开嗓子喊：“哎呀妈呀，眼珠子都破啦！”

有人瞅着老孟家的小子说：“看你爸怎么抽你！” 

孟家小子嘟囔道：“那才不赖我呢，是大公鸡叨的。”

原来，这俩小子比比划划看见一只大公鸡雄赳赳地跟一个个母鸡“扎绒”，赵小子的好奇心来了，用枝条逗弄大公鸡，哪知这只大公鸡非常刚烈，正发情呢，根本不惧这个“两脚兽”，展开翅膀一跳一个高，直往赵小子的脸上啄。赵小子躲开后，大公鸡又把心思放在了母鸡身上。赵小子闹了个寂寞不甘心，蹲下来继续用那根枝条挑逗大公鸡，哪知大公鸡突然转向他，一跃而起，一口啄了他的眼睛。

眼睛没个好法治就用大烟顶着，慢慢地上了瘾，早早娶个媳妇也管不住，几年光景，赵小子不仅眼睛瞎了，成了人们称呼中的赵瞎子，还败光了家里的田产，老爹气死后，他休了媳妇，抽大烟没钱了就借。一开始，赵瞎子还有点脸面，毕竟子一辈父一辈的，有人可怜他，借他或给他，日子久了，尽管他为了借钱在乡亲跟前作贱自己，打自己耳光发誓诅咒的丑态百出，也借不着钱了。一个人脸都不要了，谁还当个事，他再边打自己耳光边骂自己时，人们就像看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关的人，任他表演，只当笑话看。他实在混不下去了，以为自己好歹有些文化，到县城找个事做应该不是个难事，哪知日伪当局对县城的控制越来越紧，几乎形成了天罗地网，赵瞎子一到县城就被抓了劳工，送到清原选矿厂干手选工。

清原选矿厂是奉天人穆继多投资兴建的，日本人占领清原后，通过“三封三查”据为己有，通过掠夺支撑侵略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加速了掠夺。县志记载：清原县日伪当局1941年11月下旬实行《劳务新体制要纲》，在全县大抓劳工，到1945年，清原县城乡被抓的劳工有1180人；日本为加紧掠夺资源，县伪公署增设了实业科，颁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22岁至30岁的男性青年凡检查国兵未合格者，一律编入“勤劳奉侍队”，服役时间3年；1944年3月又实行《金属特别回收》，强迫城乡居民把铜铁一律交公；同年4月又推行“必胜储蓄”，强制老百姓储蓄加紧搜刮物资，支撑侵略战争。

从日寇频繁采取这些政策就知道侵略者已呈强弩之末之势，一切强制措施都是最后的疯狂，老百姓都看出来了，日本人成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可是，日本人越是到了强弩之末，越要死撑，各厂矿都开足马力进行掠夺性生产，但由于生产能力低下，尽管“俄毛子”把头往死里逼工人拼命干活仍然无法完成任务。

赵瞎子整天站在斜坡道的传送带旁边手工分捡矿石，由于他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东西，以前又好吃懒做，不仅干活慢，还经常弄错，把矿石当成废石捡出来，赶上“俄毛子”把头过来巡视发现了，免不了挨一顿揍。他一边抹着脸上的血污，一边想着过去的日子。有爸妈的日子多好哇，有老婆的日子多得劲呀，那时候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没了亲人和朋友，没人惯着自己，一切都得自己想，自己干，差一点都不行，受欺负只能干忍着。赵瞎子不仅要忍受打骂，烟瘾也必须忍着，一方面没钱，另一方面大烟无着落。虽然刚进入六月，天却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有时还挺冷，有时却呼啦一下就热得受不了，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赵瞎子眼看着自己的汗水滴落到传送带的矿石上，心中阵阵悲凉。他想到了跑，却又无处可去，好在有个姓杨的工友对他挺照顾，看到“俄毛子”过来时，及时给他递动静，他心领神会，赶紧拼尽力气干起来。但是“俄毛子”走到近前偏偏仔细检查，发现废石里有一块矿石，抬手就打。这时姓杨的工友就跟“俄毛子”说小话，连说带劝的就能少打几下。

姓杨的工友叫杨国山，原来跟父亲杨华礼在县城街里经营个金银首饰店，挣个加工费，日伪当局实行《金属特别回收》和“必胜储蓄”政策后，居民不得不把铜铁交公，还被迫储蓄，这时别说穷人，就是家境好些的人也开始装穷了，就没人再敢把金银首饰摆在人前了，首饰店就断了生意。好在杨家有些家底儿，父子俩又都会吹喇叭，是县上有名的“喇叭匠”，谁家有了红白喜事或是有店铺开业的，都请他父子俩去吹奏一通，有时能混顿吃喝，有时得点赏钱，如此日子还撑得下去。但是，架不住日伪当局损招太多，一个连着一个，伪满洲国《国兵法》规定年满19岁的男青年必须应征当兵，《劳务新体制要纲》也抓劳工，哪一样都关系到每一户人家。为了保住儿子，杨华礼上下打点，使了不少银子。可是进入1945年后，日伪当局大力推行《国民勤劳奉公法》，凡是22岁至30岁男性青年，凡检查国兵未合格者，一律编入“勤劳奉侍队”，服役时间3年。这可苦了清原人，不去当伪军，就得当苦力，总得为侵略者去卖命。因为这，杨国山躲了初一没躲过十五，被迫到选矿厂干了劳工。杨国山毕竟是县上有名的“喇叭匠”，吹喇叭不是一般的活命手艺，凡被称为“匠”者，比如木匠、石匠、皮匠，都是受人尊敬的手艺人。而所有这个匠那个匠的，基本上都是靠手艺吃饭的，但“喇叭匠”是在大庭广众中展现才艺的，这就有了名人效果。这些年，日伪当局搞点活动，也请杨家父子。不吹不行啊，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也得吹，杨家父子就这样成了县城里的知名人物。所以，即使杨国山在选矿厂当手选工，在“俄毛子”面前也是有面子的。有一次赵瞎子被打了之后，杨国山跟“俄毛子”说小话，发现“俄毛子”对他的态度比以前还好，等“俄毛子”离开，他悄声对赵瞎子说：“先忍着吧，没看见吗？日本人急猴似的，‘俄毛子’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杨国山不是凭空说出这样话的，他不仅发现“俄毛子”态度变好了，还发现厂里的一些日本人总是窃窃私语。他断定，日本必出大事。他毕竟在县城生活，比赵瞎子见多识广。

杨国山的判断没错，这当口，日本本土刚刚挨了美国扔的原子弹，苏联人得到消息后，觉得保赢不亏的机会来了，第二天就照会日本大使表示宣战，当夜命令早已在远东地区集结的百万大军进入中国东北，而一些日本上层人物早就感觉势头不妙，年初就开始悄悄地往日本溜了，其中包括清原金铜矿掌控人内野敏夫和世昌正夫。

1945 年8月15日上午，选矿厂的劳工发现“俄毛子”都慌里慌张地收拾东西，然后急三火四地走了。不一会，有人从机关那边过来传话，说日本人都在那边哭呢，厂里没人管事了。劳工们都感觉日本人摊上大事了，心里暗暗畅快，却又不知所措。中午的时候，听到城里那边传来鞭炮声，这边刚噼里啪啦的，那边噼里啪啦的声音又起，越来越密集，声音越来越大，赶上过大年了。

忽然传来喇叭声，嘹亮而悠扬，是百鸟朝凤。杨国山一听就知道是父亲吹的，父亲只有在最开心的时候才会吹出这样的调子。他鼓了鼓嘴巴，好像嘴上有了一只无形的喇叭。忽见一个人穿过铁道往这边跑来，边跑边喊：“日本人投降啦！日本投降啦！”铁道一侧的检斤房里有个人应该是先于他听到了喊声，也跑出来喊：“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语速极快，手舞足蹈的，见到人就喊，好像要以最快的速度把最好的消息告诉所有的人。

一时间，所有的人就地跳起，双手高举，抖动着挥舞，像扯着了天上的云彩，嘴里喊：“日本投降啦！”

稍后，一些人跑动起来，跑向厂房，跑向自己的住地，有人拿出吃饭的铝盆咚咚地敲上了，有人手里拿着两根铁管子，对着敲打，清脆悦耳，还有人干脆抡起大铁锤，敲打着架子上的铁箱子。各种声音交汇在一起，此起彼落，交相呼应，像一支巨型的杂牌乐队，整个现场没有观众，人人都是演奏者。那是狂欢曲，也是控诉歌，那是压抑已久的情绪如火山般喷发了。

杨国山欢喜一阵之后往厂外跑去，跑到县内的大街上，看到大街小巷全是狂欢的群众。职员、工人、学生、商人都出来了，一些伪警察也在其中，欢呼的，跳跃的，都在表达内心的喜悦。有的女学生扯手、相抱，一起跺脚，好像两个人要一起跳起来。一些大人在自家门口敲打着锅碗瓢盆，小孩用没响的鞭炮当烟花放，一个个比过年还开心。

远处鞭炮声渐稀，喇叭声却更加嘹亮。杨国山寻着喇叭声去了，见父亲在人群里正鼓着腮帮子欢快地吹着。他二话不说，夺过父亲的喇叭就吹了一通。哪知杨华礼意犹未尽呢，瞅了儿子两眼，把喇叭夺了回来，说：“赶紧回家去，吹你自己的！”杨华礼实在太高兴了，他要把心中的喜悦通过喇叭传给更多的人，让这喜悦尽可能地持久。杨国山急忙跑回家中，拿起自己的喇叭跑出来，在人群里跟父亲对着吹。

杨家父子俩从来没有这样开心地吹过。这是情愿地吹，陶醉地吹，放心大胆地吹，吹了《迎亲调》《欢喜调》，再吹《百鸟朝凤》……日本投降的消息是当时中国境内传得最快的消息，但是传到各村镇慢了半拍，消息所到之处，家家户户都像办喜事儿似地弄出了欢快的动静。

那段时间，散居在各村的日本人状况还好，一是受上层教化少，没有太多信息来源，二是多数属于普通百姓，跟中国邻居相处也不错，因此日本投降时，他们只能听天由命，并没表现出极度的恐慌。各地“开拓团”集团部落的日本人就大不一样了，他们被集中统一管理，受军国主义毒害深，一声令下，有的自杀，有的被杀，有的逃亡。最惨的是日本妇女，她们怕遇上苏军，白天背着婴儿马不停蹄地赶路，晚上休息放下婴儿喂奶时才发现，娃娃已经断气了。有的日本人觉得已经被苏军困住无处可逃，就聚到一起，妇人搂着孩子围成一圈，中间堆上炸药或手榴弹，然后日本兵从远处向圈里扔手榴弹。没炸死的孩子，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最后日本兵剖腹自杀。

经过几年你来我往拉锯战，东北全境解放，在清原金铜矿选矿厂的人们无不摩拳擦掌，都觉得自己是工厂、矿山的主人了。正是百废待兴的节骨眼上，县里决定各矿山立即恢复生产，为解放全中国经营好大后方，在物资上提供有力的支持。矿山先是下通知，把原来的矿工召回来一些，又招了许多新工人。人马齐备，矿上召开恢复生产誓师动员大会。时任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设计科科长的张富民受局里委派，肩负起组织恢复清原金铜矿生产和建设的任务。他在动员会上满含深情地说：“日本鬼子投降了，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打败了，现在这里属于我们的了，我们成了矿山的主人。主人么，都知道应该怎样持家过日子，我们要拿出主人的样子，像为自己发家致富那样爱矿山，多为矿山生产建设出主意，出力气，为支援我军解放全中国，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张富民往台下扫了几眼，看到坐着站着的工人都穿着自己家的衣服，款式各种各样，像一群普通百姓似的，根本看不出工人的模样，包括原来厂里的一些技术人员，还有他从社会上招聘的，完全是一帮“杂牌工人”。他知道，现在还没有统一的劳动保护用品可发，工人和技术人员工作经验也不足，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他握紧拳头往桌子上一锤，说：“现在关内各地还在打仗，只有我们在这里能够安心地重建家园，一切都是重打鼓，另开张，我们要把这里当成战场，把生产建设当作打仗，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早日恢复生产，大家也要相信，我们以后什么都会有的！”

动员会后，这些本来心里就憋着冲天干劲的“杂牌工人”，更加斗志昂扬了。赵大拿一边开会，一边看他的藏宝图。这个藏宝图是他当年带着工友藏了厂里设备后细心画下来的，什么设备藏在了什么地方，藏宝图上都标得一清二楚。这几年，他得闲就到厂内转悠，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义务打更人，就怕设备有一点闪失。听着领导的讲话，他的心早就飞到藏设备的地方了。刚散会，赵大拿喊了一声：“安装队的人跟我走！”这一嗓子被张富民听到了，他事先已经了解赵大拿藏设备的事，就随着也喊了一声：“没安排任务的，都跟赵队长走，看他能不能变出设备来。”

此时，赵大拿已经被任命为清原选矿厂维修队兼安装队的队长，杨国山、孟庆昌等人都属于过去的工人，被召回厂里工作。孟庆昌是当年跟赵瞎子在街上“舞剑”的孟家小子，作祸以后先跑到外乡亲戚家当小工，打锦州时参加了支前担架队，然后到了清原选矿厂。他不仅有文化，算盘也打得好，被分配在财务科当会计，杨国山会吹吹打打，手也巧，分配到工会。当下是恢复生产时期，一切以建设和安装为重，大家都跟着赵大拿行动了。

赵大拿按着藏宝图所示，指挥大家挖的挖，抬的抬，各种设备又重现天日。由于没有运输工具，也没有起重设备，大型设备全靠人工搬运，把组装起来的大件就位，得许多人在一起配合搬运，这时就响起了劳动号子。

劳动号子以“领合式”呈现，一人领，众人合。通常情况下，领喊的人不一定是领导，但必须在工人堆里有一定威望，在一定范围内能凝聚人心。

领喊的人来一声：“同志们哪——”

众人合：“嗨哟——”

“加把劲呀——”

“嗨哟——”

“迈开脚呀——”

“嗨哟——”

号子起到了统一步伐、调节呼吸和振奋情绪的作用，大大加快了搬运速度。号子一阵又一阵，作业现场热火朝天。正在大家汗流浃背时，赵大拿瞅好个空当，突然喊一嗓子：“打老蒋呀——”众人刚合“嗨哟”，他却来个“揪老二呀”，大家听了，立马大笑起来，身体立马松懈下来，放下活计。大家都知道，只要号子逗乐子了，就是休息的信号。

“杂牌工人”都是自己从家里带饭，后勤组已经把大家带的饭热好，工人各自捧着自己的饭盒，就在作业现场狼吞虎咽。大水壶放在一边，里面盛满了热水，这是矿上给职工准备的福利。

吃着饭，一位当初参与藏设备的工人说：“咱们真是没白忙活，要不是赵队长带着大伙把设备藏起来，别说怕老毛子抢了，这几年来回‘拉锯’兵荒马乱的，厂子不一定会被糟蹋成什么样子。”

杨国山说：“可不是嘛，就说那些电机、变压器，不说整机倒卖了，光拆卸线圈卖铜，就发一笔小财，如果不藏起来，现在可就抓瞎了。”

在场的人听了，都夸赵大拿留后手有远见。

赵大拿带领安装工人连夜把破碎机、球磨机、磁选机、浮选机、给料机、选矿机、烘干机等设备都恢复就位，厂房里就有了基本模样了。到1949年7月，以清原选矿厂为中心，以树基沟坑口和张胡沟坑口为辅助单位的清原金铜矿正式投入生产。

矿山重新恢复生产是个大喜事，宣传科的人出了板报，工会组织了一台节目，有快板书、三句半和诗朗诵。杨国山等人免不了来一段喇叭加锣鼓，搞得锣鼓喧天，先把气氛烘托起来。

演出时，有个叫李道义的技术员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张富民从沈阳带来的，戴个眼镜，瘦瘦的，文质彬彬。他走上台，先用食指往台下指点一下，说一个“你”字，又指点了一下，又说了个“你”字，往不同的方向连续指点了三下，说了三个“你”字，然后回手又指了一下自己，笑道：“当然还有我——自己。”

李道义上台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说是诗朗诵，也说了“李道义创作并朗诵”，现在大家看着李道义指了下这个，又指了下那个，不明白这个诗朗诵到底是怎样的节目，看到他自己笑，“我”字又拉得很长，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但见李道义突然拔高了嗓门：

五湖四海的兄弟啊！

你和我，为了一个目标，

已经走到了一起。

党组织的召唤啊，

像灯塔，指引人生，

我们的脚步，不再迷失！

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阶级啊！

哪里需要我们，

我们就在哪儿巍然挺立！

李道义激昂地朗诵到这，突然放低声音：

像营养，融入血液，

那是主人翁意识，

如小溪，归入江河大海，

那是奉献精神的凝聚。

至此，他伸出左手往厂内一挥，又提高调门：

听，那劳动的号子，多么响亮啊！

号子的声音里，有我们流淌的汗滴。

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华章，

奏出了我们的雄心壮志！

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啊，

描绘时代宏伟的蓝图，

需要我们智慧与力量的画笔！

加油吧，努力吧！

不远的美好未来，

就是我们奋进的底气！

李道义敬礼下台，张富民表扬了几句，说了一番鼓动的话，“杂牌工人”都精神倍增了。

重新生产后，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把清原金铜矿创办人穆继多找回来，任清原县大金厂金矿工程师。穆继多有时来到选矿厂在厂内走走看看，厂房和设备再熟悉不过了，许多都是原来的样子，感慨良多，却又觉得无以表达。自己苦心经营的厂子，硬生生被日本人巧取豪夺去了，现在终于回到中国人的手里。他抚摸着设备，像触摸到了过去，触摸着历史，仿佛看到了自己过去的样子，再看厂里工人一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儿倍增，从心里期盼新中国越来越好蒸蒸日上。正是，驻足旧地寻故影，满目新人待春风。

一晃几年过去，厂里的广播喇叭传出了播音员的声音：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大跃进再传捷报！苍石北沟成立了红透山铜矿，中央直属，国营企业，清原金铜矿被全部接收。结尾，播音员又来了一段激情播报：职工家属同志们，哪里有矿山，我们就到哪里去，哪里有铜，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无论我们在哪里工作，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隔了些日子，喇叭里又传出：大跃进，形势好，红透山铜矿再传捷报，国务院《全国有色金属找矿工作现场会》即将在红透山铜矿召开！ 

原来，1956年的时候，国家有色金属工业部在缴获的日本图纸中发现苍石北沟有较大的有色金属构造带，便派沈阳地质勘探公司101队对苍石北沟进行钻探。101队全建制从河北省寿王坟铜矿调到清原县北部山区的万宝钵安营扎寨，在浑河沟开展近乎撒网式的地质找矿工作，然后突出重点，在树基沟至沔阳村方圆80km2范围内施工槽井，剥土量超10000m3，钻探35孔，孔深累计达11000m，终于发现了储量300万吨的东北最大铜矿山。

都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干部职工都感到无比的光荣。连日来，各级单位频繁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人员去留问题。因为企业升级了，性质变了，由原来的地方企业转变为中央直属国营企业了，人们都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人了，地位也跟着提升了。这样，赵瞎子、杨国山、赵大拿、李道义一众人等，都从各自的单位来到红透山铜矿总部所在地的苍石北沟。

苍石北沟是苍石地界以外人的叫法，当地村民只叫北沟。日伪时期，地勘人员根据苍石北沟的地形地貌，称之为葫芦头沟。葫芦头沟沟里离苍石较远，正处于大跃进时期，要求技术人员“又红又专”，个人都制定了“红专规划”，命名自然考虑到革命性和政治性，这里发现的矿石又红彤彤金闪闪，红透山铜矿的名字就诞生了。

北沟深长，十里有余；群山环绕，山高林密；沟中有沟，宽窄不一。一条无名河从沟里流下来，沿途汇集各个小山沟流下的细流一路欢腾，到了沟口舒缓开来，不紧不慢地流入浑河的怀抱。

各路人马来到红透山铜矿，目之所及，山拥着山，岭牵着岭，只在地势稍微平缓的地方可见一两户人家。人家是当地农户，守着一片土地生活。除此，山沟里再无生活气息。由于来这里之前，经过领导讲话和宣传鼓动，人们已经想象到这里的样子，也确定了自己的角色：我们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我们是国家的奉献者，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从无到有，幸福的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胸怀大志总是要与现实碰撞的，到了吃饭和睡觉的时候，人们才真切地感受到创业的艰难。

常言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创业者们的情况却是正好相反，由于讲的是“先生产，后生活”，所以，基本生活条件尚未具备，生产建设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昔日荒无人烟的大山沟开始沸腾起来了。

各路人马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各项工作齐头并进，分头施工，提升井塔、运矿索道和选矿厂房的建设和设备安装，以及矿山公路的铺设，各项工作都是只争朝夕全面向前推进。一时间，整个山沟里到处都是施工的人们。

地上建设热火朝天，地下的战线也突飞猛进。负责井下开掘井筒、巷道和硐室的建设者们，要在高硬度的岩石间上下左右的挖掘通道和作业空间，经常需要爆破作业，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重大事故。另一方面，井巷工程所处的地质环境复杂多变，不同地质条件需要采用不同的施工方法和支护方式。井巷内部空间狭小，充满噪音、粉尘和有毒气体，通风条件差，又潮湿阴冷，有时他们要跪着或躺着作业，身体和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提高施工效率，减少成本，他们有时明明懂得先进的岩石破碎和开挖技术，却苦于缺少高性能的施工设备，只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用落后的设备尽可能“只争朝夕”。

人总得要吃饭，要睡觉，建设者们利用废旧的木板、门板、帆布和塑料布为自己搭建起临时办公和睡觉的场所。吃饭时，建设者们跟部队行军打仗时一样，河沟取水就地取柴埋锅造饭。饭好了，你一勺，他一勺，大家端着饭盒，或席地而坐，或站着，或溜达着，就把饭吃了。到了晚上，钻进简易房或帐篷里，就是大家的集体宿舍了。后来，建设者们又以高粱秆和黄泥为建筑材料，建起了简易的宿舍和食堂。八九月间秋高气爽，黑夜还好打发，转眼间由秋转冬，红红绿绿色彩斑斓像巨大调色板的群山颜色突变，满眼冰天雪地。冬天里就怕起风，那风有时像野兽叫，有时像吹壶口，打在脸上生疼。赶上雪天，大片的雪在空中横飘，人得背过身去才好受些。雪下得太大，第二天门推不开，得从窗户跳出去清雪，大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但是，建设者们一想到将在这里工作生活几年几十年，接老婆孩子来这里过日子，没成家的还要结婚生子立门户，美好的生活就在自己的双手中，就只能甩开膀子加油干了。

1960年5月13日，矿山总部由清原迁至红透山，职工人数已由最初的189人增加到2204人。生产基本步入正轨后，矿山盖了一些公房。由于砖少，房子外面一层砖，里面一层土坯，土坯外薄薄地抹一层白灰，搭上房架子，上面铺上瓦，下面吊顶后抹一层白灰，新房子就建成了。由于僧多粥少，公房只能先紧着科级以上干部和老革命住，赵瞎子、李瘸子等一些“老革命”，还有赵大拿等特困职工头一批分到了房子。

赵瞎子也是命好，清原第一次解放的时候，东北民主联军看他能写会算是个文化人，就把他收了，四野南下时，考虑他眼睛有毛病，地方也缺少管理干部，把他留在地方，他转了一圈后，到矿上当了科长，成了“老革命”。住上新分的新房子，又喝了点酒，赵瞎子自是兴高采烈，激动地唱道：

新盖的房，

雪白的墙，

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

贫下中农见到你，

心里亮堂堂……

杨国山的媳妇一直是个临时工，既然是临时的工作，在哪干都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六三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她找了一辆顺路的马车，把一口大铁锅和两个大揭盖的箱子等家当搬上车，带着孩子来到红透山铜矿，要跟当家的一块过。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了。老大是个丫头，十二岁，老二以下是小子，分别是九岁、六岁、三岁。孩子一大帮，得先有个住的地方啊，媳妇领着孩子在团山子后沟的一个小河边上找了个地方，像老母鸡领着一帮鸡崽子似的，泥里来，水里去，没日没夜地盖房子。房子是干打垒的，墙体全部是用泥土加稻草夯实垒起来的，往墙上加一层土，孩子们光着小脚丫子在上面踩，成了快乐的夯土机。屋架子的木头用的是别人家拆房子的旧料，也事先上山砍了一些，请个木工做的，上面盖上稻草，就能遮风挡雨了，旧门窗糊上牛皮纸，房子就建成了。由于房子盖得急，墙体没干透，屋里糊上报纸就长毛，也就不管好看赖看了，省下报纸引火。后来怕房子倒，又弄了一根木桩立在房子中间顶着房架子。

六四年的时候，我国周边局势严峻，为了防备“苏美两霸”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考虑到工厂都集中在东北、华北等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中央把全国划成“三线”，沿海和边疆地区为一线，长城——京广线以南、以西的广大内陆腹地为三线，其它地方为二线，大量厂矿内迁“进山”。规定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首先集中力量建设第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

为了支援三线建设，红透山铜矿一边要扩大生产规模，一边要抽调部分人员去三线。三线建设者们是刚刚能够享受一点劳动成果后的又一次创业，而且是背井离乡的远征，拖家带口的人肯定不愿意走，赵瞎子在动员会上说：“苏修张牙舞爪，亡我之心不死，要让毛主席睡好觉，党员可以啥都不要！”他扫了一眼会场，看到许多人不是党员，心想也得鼓劲儿呀，又说：“矿山人都是革命人，哪里需要哪里去，支援大西北，扔掉一切不后悔！”听了领导的动员令，每个人的畏难情绪都打消了，一路颠簸到西南的大山里摸爬滚打建厂矿，生儿育女，打造家园。 

矿山领导心知肚明的是，从沈吉铁路运来的物资本来应该直接运到矿山，但苦于矿山没有自己的铁路，必须先放在苍石车站一侧矿上自建的仓库里，然后再用马车蹚着浑河过岸，河水深时只能望河兴叹。好在浑河上有摆渡船，急用的小件少量物资靠渡船运到对岸，然后再用马车运到矿山。眼见着光靠公路运输不能满足矿山生产需要，大量大型设备和大宗物资材料需要运进来，生产的矿产品也要运出去，矿山自用铁路运输大干线的建设就成为矿山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工程进入施工阶段，只见从沟里“桥洞子”到沟外的南山半山腰上，再到浑河两岸，施工现场人山人海。“桥洞子”是重中之重，要用土方把南北山连接上，却没有工程设备，所需土方全部靠肩挑筐抬完成，劳动工具全部是铁锹、铁镐、土篮子和扁担，工人和临时工不够用，从各地调来的一律被矿山人称为“老犯儿”的人，他们炸山头，铺垫路基，架设桥梁，呈现出真正的人海作业场面。

“桥洞子”建成后，上通火车，下行马车、汽车和手推车，过了“桥洞子”，就可看到鳞次栉比的选矿厂，还有从井塔下面通往选矿厂的索道。索道上的运矿斗来回穿梭，眼前就呈现出社会主义大干快上的沸腾画面了。

生产进入正轨后，当领导的都能喘口气了，工人也有了体育娱乐活动，搞搞歌咏比赛，打打篮球，矿山的文化气息越加浓厚。

虽然赵瞎子瞎了一只眼，嘴却能讲，有时在人前白话他在部队上的事。他讲得绘声绘色，听者觉得有汁有味。只是，他有的说，没的也讲，吹自己在部队上如何威风，眼睛是拼刺刀时被国民党兵刺的。

李瘸子也是部队上下来的，嘴更能说，有时赵瞎子和李瘸子遇到一起，就在人前摆上了老资格，斗起嘴来那场面可就热闹了，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像在看戏。李瘸子大声豪气地讲他的腿是怎么在朝鲜战场上受的伤，赵瞎子就不服，说：“你那腿是被美国佬炮弹炸的，我这眼睛也不是狗咬的！谁不知道我跟老蒋打了两年仗？”那意思是，他的眼睛和李瘸子一样，也是在枪林弹雨中受的伤，自己也是劳苦功高的老革命。

矿上一万多职工，当过兵打过仗的多了去了，只是他们不同于赵瞎子和李瘸子，这二人是干部，是科长，不仅有地位吹，也有吹的水平。

人真有什么丰功佳绩英雄事迹说出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愁人的是，明明是“走麦城”的事，却硬吹成“过五关斩六将”，也不是说评书的可以瞎编，偏偏赵瞎子总是瞎编，而李瘸子是第一批从山东进入东北的“老四野”，部队前身是新四军三师七旅，旅首长是彭明治，曾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战四平，对东北各次战事了如指掌，他发现赵瞎子编的根本对不上茬口，就刨根问底，而赵瞎子越编越走板，他就毫不客气地来一句：“你可别瞎扯了，整哪八家子去了！” 

赵瞎子听了“瞎扯”二字深受刺激，哪肯甘拜下风，必须嘴硬胡说一气。

李瘸子直言：“你可真能瞎犟呀，听口音是山东牛庄老崔（吹）家的吧！”

听的人心领神会，哄堂大笑。

一日，赵瞎子正在矿工俱乐部前的宣传栏下口若悬河地吹呢，见孟庆昌来了，马上闭嘴迈开脚走人。显然，他怕孟庆昌在这个场合说出他眼睛的底细。孟庆昌在人前从来没揭过赵瞎子短儿，毕竟是老乡同学，到矿山后二人还成了棋友。在他们二人世界里，彼此说话随意，下棋时孟庆昌发现，自己总是不知不觉地谦让赵瞎子，自己想悔棋时，赵瞎子不同意，说落子就算，赵瞎子悔棋时，他不同意，赵瞎子一手死死按住棋子，一手拦挡孟庆昌伸出的表示反对的手，嘴上说：“哎，哎，眼误，眼误。”孟庆昌听到“眼误”心就软了，心说：“可不咋地，让咱一只眼呢！”有时孟庆昌下得不顺，从逗棋扯到了过往，嘴上不客气了，说：“你一个瞎子能打个屁老蒋？我被招去支前抬担架，不也是脑袋别在裤带上？看现在把你牛的，你在天上，我在地下。”对于赵瞎子来说，孟庆昌不揭短就是天大的人情，孟庆昌找他办事也顺理成章。他总是觉得单单在孟庆昌面前矮半截儿。

孟庆昌看赵瞎子走开了，紧走几步撵上赵瞎子说：“躲着我干什么，你那点臭事我还能咧咧出去咋的！”

赵瞎子放慢脚步，孟庆昌跟上说：“我现在越想越羡慕你呀，当初我们家要是也跟你一样，抽个大烟啥的，哪会闹这么高的成份。”

孟庆昌一提“当初”就相当于点了赵瞎子的死穴，赵瞎子心里自然犯惊，他瞪起一只眼睛摆出洞察一切的姿态说：“咋地了这是？可别跟我扯这个噢，都是哪辈子的事了，有事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