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鲁

 

    李永芳，辽东铁岭人。青少年时代经历史书缺载。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官游击，守抚顺所”，明朝旧制，辽东不设郡县，但立卫所，故李永芳为抚顺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

    这时，建州女真日趋强大，明政府为了加强辽东边务，以防不虞，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调动，其中一项就是增加抚顺千户所的官军员额，“于宽甸调拨六百名隶之抚顺，而改备御为游击，即以李永芳摄其事”。故此李永芳是抚顺千户所历任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位，根据明营军武官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的等级划分，李属于中级军官，但亦可称将军。

    李永芳到职之后，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与努尔哈赤有过一次接触，当时李永芳对努尔哈赤“出三里外迎之，马上拱揖，接入教军场”。这一次接触的起因是因叶赫部首领金台石欲将其已聘给努尔哈赤的“老女”嫁给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并得到明朝官员的默许，引起努尔哈赤的愤怒，故此前往抚顺，向明朝官员提出抗议。面对努尔哈赤的抗议，明朝大小官员没有做进一步的表态，而李永芳虽设宴安抚，努尔哈赤竟“不受宴而去”。这次接触，使李永芳对努尔哈赤的桀骜不驯，有了一定的认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在袭破抚顺关后，兵临抚顺城下，旋即派被捕汉人入城，送书给李永芳，既以禄位相利诱，又以屠城相威胁，“李永芳览毕，衣冠之南城上，言纳降事，又令城上备守具”。在八旗军登城之后，李永芳“穿官服乘马出了城”，投降了努尔哈赤。作为明朝扼制建州女真“出入之地”的抚顺千户所，终于落入建州女真之手。

    李永芳投降之后，努尔哈赤欣喜异常，因为在明朝大小官员一向鄙夷后金政权的情况下，一个“天朝大国”的汉族官员能够降服在自己的脚下，无论从政治意义还是从军事意义上看，都是十分重大的事情。史书称：“（清）太祖伐明取边城，自抚顺始；明边将降太祖，亦自永芳始。”故此，努尔哈赤不惜以重礼回报了李永芳。努尔哈赤以“编降民千户，迁之赫图阿拉，命依明制，设大小官属，授永芳三等副将辖其众”，并妻以阿巴泰之女，称为“抚西额附”。

    由于李永芳自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到抚之后，曾与努尔哈赤及其部下有过接触，对后金势力的不断扩大与努尔哈赤的为人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前面所述其设宴安抚，表现了对努尔哈赤空前的忍让，即是一例。李在投降之后不久，在给明朝监军牛维曜的一封劝降信中曾说：“南朝君臣似吃了迷魂汤的一般。”表明李对明朝政府昏庸腐败，政治黑暗的情形有所认识。因此，李的投降，可以看做是一种较为自觉的选择，但他这种选择，首先违背封建社会中的“君臣大义”，成为“不忠不孝”之人，其次突破了“华夷之大防”，以一个汉族地主官员的身份投向了与明王朝分庭抗礼受到鄙夷的女真政权，成为“乱臣贼子”。成为当时明朝大小官员的痛恨对象，明朝镇抚辽东地区的官员，多次表示必欲生擒之后快。

    投降之后的李永芳，成为后金政权中统治者的一员，统领着一支相

    当规模的以汉民为主体的军队。萨尔浒大战后，被后金俘虏的朝鲜人李民寏在界藩城外看到“汉人男女络绎往来者片（即界藩），半于胡，而为其兵卒者，皆属于李永芳”。另一个在天启元年到过赫图阿拉的朝鲜人河世国说，“李永芳所统又不下万余”，说明李当时所统的军兵不在少数。

    在降金之初的一段时期内，李永芳主要是进行招降纳叛，策动明朝军民内应的活动。天命三年（1618年）后金“七月拔清河，四年克铁岭，六年下辽沈，永芳皆从”，几乎是战战出征，战战去招降。清河城下，他招降守将邹储贤未成，被大骂而回；铁岭之战，他收买了明“参将丁碧开门迎敌’；辽阳之战中，“城中私通李永芳者凡数十家，相与约期举事” ；西平堡大战，“李永芳竖招降旗”，遣人游说守将罗一贵未成。而这种招降活动，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可以说是为努尔哈赤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李永芳请悉明军内部情形，故他在招降活动中因人而异施展了很多手法。史料记载，“沈阳既破，川兵扎营甚坚，李永芳得我火炮手，亲什其缚，人赏千金，即用以攻川兵，而川兵无不之碎”；辽阳城破，李永芳将“榆林家丁血战有功者，尽诱而杀之以防后患”⑥。火炮，是明军作战中的重武器，具有极大杀伤力，后金军当时既不具备也不会使用，故火炮手这样专门的技术人才成为争取的对象；家丁，是明军中的精锐敢战之士，故此是必先除之而后快。

    同时，李永芳在招降中还注意稳定人心，招徕人口，极尽招抚之能事，他“传语辽人，去者不留，住者不杀。西人去者不追，住者必戮，以故辽人开门纳虏，甘为逆党”。又如明将“陈一敬在义州，闻辽城陷……家眷逃脱，不信，曰：‘此必祝游击诱我，欲同降也’。骂詈不已。及其子婿出来，且闻家眷依旧，永芳特加存恤，遂欣然投虏而去”。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明朝军队分四路向后金政权发动围攻，希望“犁庭扫穴”，一举剿灭后金政权。这场大战，关系到后金政权的生死存亡。大战前夕，李永芳在后金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努尔哈赤献计献策，向努尔哈赤提出了“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一著名的作战方略，为努尔哈赤制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败明军的战略方针奠定了基础。这一策略的提出，表明李永芳不失为一位头脑清楚的人物，这是李永芳为后金政权做出的重大贡献。

    同年八月，辽东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明辽东经略熊廷弼来到辽阳，励行整顿，重新稳定了明军防线。这时，是继续西取辽沈，还是转攻叶赫，就成为一个后金政权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努尔哈赤为此“会集诸子、各头目及李永芳等问此番攻取何先？或曰，当先辽阳，倾其根本。或曰，当先沈阳，溃其藩篱。或曰，熊经略已到，彼必有备，当先北关，去其内患。努贼曰，辽卫败坏至此，熊一人虽好，如何急忙整顿兵马得来？李永芳曰：凡事只在一人，如熊一人好，事事都好。努贼曰：说得是，我意亦欲先取北关，免我内顾，将来得用全力去败辽沈”。在此，努尔哈赤举棋不定之时，李永芳陈明利害，坚定了努尔哈赤暂停西进，北取叶赫的决心。

    李永芳在为努尔哈赤出谋划策的同时，还大肆密遣谍工，刺探明朝方面军政情报，成为努尔哈赤用间的得力助手。明天启元年（公元1620年） “李永芳于本年三月二十七日令邢子成等一百余人，每给路费七钱，进关打听，三岔河几处深浅，京师几层关隘，调到官兵共有若干数目。此一百余人，俱系山西、宁夏、真定三处人民，二十八日起身，从辽阳东门出，至三岔河，偷渡过来，山海关不放，遂往一片石偷进，一路盘诘，只以残兵抵塞，本月十四日进京。”《三朝辽事实录》也记载说，李永芳每日化银一百两，收买与明辽东官员素有交往的刘保，按月递送情报。

    更有甚者，就连当时的京师北京，李永芳也派出了自己的女婿武长春，作为间谍，“向来出入京师，窥探消息，谋为不轨”。又“纠结李应诚、李柱、周应元、李栋、薛奎等，钻营守备，意欲握兵内应”。由此观之，李永芳的间谍活动已经遍布辽东，直达京师。这种大规模的间谍活动，使得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动静虚实了如指掌，取得了指挥战争的主动权。

    后金政权夺取辽东地区以后，粮食极度匮乏，各地反抗日趋激烈。镇压反抗与征集粮食，就成为当时后金大小官员的职责，李永芳也不例外。天命六年（1621年）五月，李永芳率兵镇压了镇江地区的辽民反抗，并亲临战场，“中弹，金铅子留骨间”。天命八年（1623年），辽西地区数以万计的辽民据十三山誓死不降后金，李永芳率兵镇压，这次同样亲到战场，被“山顶飞石打下”。

    从天命四年到天命八年，李永芳为后金政权、为努尔哈赤做了大量事情，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功授三等总兵官”。甚至“明巡抚王化贞及边将屡遣谍招永芳，永芳辄执奏，上嘉奖，敕免死三次”。

    李永芳有“子九人……均授官”。长子李延庚，次子李率泰，三子刚阿泰，四子哈什库，五子巴颜，六子呼图礼，七子胡拜，八子克胜颜，九子克德，九子中从李率泰开始，均为满族名字。长子李延庚也有了满语名字，称为洋阿，或记为英格。李率泰原名李延龄，后改为今名，可以认为，这是李永芳为缩小他与后金统治者之间的民族差异，所做的一种努力。

    虽然李永芳为后金政权做了许多事，但是在努尔哈赤晚期，由于对努尔哈赤严厉镇压汉民的高压政策稍表异议，李永芳的忠诚遭到努尔哈赤的怀疑，地位逐渐下降。

    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李永芳在努尔哈赤决定镇压复州军民反抗时，提出怀疑，认为“说复州地方的人叛变，可能是不真实的”，结果遭致努尔哈赤以长篇文书形式发来的严厉斥责，他的几个儿子也被捆绑囚禁。而早在4年前萨尔浒大战刚刚结束时，李永芳曾进入被俘的朝鲜元帅帐中，以箸划地，写下了“如俺不孝不忠之人，足下必丑看矣”的字样，向朝鲜人透露了他的某种矛盾心态，反映出他在后金政权中虽然尽心竭力，却难免有面对传统道德的负罪感，而其对汉民态度稍有游移，即不免处于被怀疑的尴尬境地。

    天聪元年（1627年），李永芳随贝勒阿敏等征朝鲜，在具体作战方式上，与阿敏产生分歧，阿敏恼羞成怒，“怒叱永芳曰：‘尔蛮奴，何得多言!我岂不能杀尔耶？”自此之后，李永芳不复发一言。而他的地位，也就不断下降，至天聪五年（1631年）汉军建立时，李永芳仅辖6个佐领，其中“董帽一族”，还“系亲戚，抚顺下，伊等初编佐领时即编入”的，失去了归降之初统管汉民的地位。

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皇太极“分别诸臣功次，以永芳归诚最久，予三等子爵，世袭罔替”。不久，李永芳即悒悒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