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伟
    回家的必经之路上，有一个小小的书市儿，常年只有三个摊主，三台破旧的车上，拉着二、三百斤的旧书。比起“北方图书城”的种类齐全和淡淡书香或许不值一提。然而，这类似于“低标准”似的小地摊儿，却给我带来了别具一格的欢乐，甚至更多。
小气书生的天堂
    “北方图书城”里的新书平均每本都要20多元，花上三、四百元，也只能换来一摞半薄不厚的书。但是在这里如果你愿意花上四百块钱，足足可以“洗劫”整个书市几个来回了，而战利品绝对不是一个普通成年男子能够搬得动的。当然，比起书店和网络专卖的，这里的书籍当然不能达到想买什么就有什么，去一次能选出三、五本书的话就算是丰收了。但是，如果您成为了这里的常客，《离骚》、《堂·吉诃德》、《沫若剧作选》、《哈利波特》甚至包括红极一时的网络小说《紫川》和《诛仙》；《读者》、《爱人》，包括可能早已停刊的《鸭绿江》等种种流行于不同国度、不同时期和不同读者层面的书刊杂志，总会三、五不时地从书摊里冒出来，给人以惊喜。
　　  特别在早期的书摊，有两位摊主的价钱基本是只看厚度的，不管你是屈原还是歌德，作品绝对不会比七厘米厚的盗版《哈利波特》卖得贵。最让我感慨的是《甲申三百年祭》，就在我花七块钱买《哈利波特》时，被摊主“慷慨”地搭给了我。居然成为了J·K·凯琳盗版书的“添头”，不知道郭老先生的在天之灵会做何感想？“金子当铜卖”，当时，这两位摊主是我最喜欢光顾的地方。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不擅经营，这两位摊主只卖了不到一年就销声匿迹了。而另外三位极为精明的摊主陪伴着我一直走到了今天。他们是我的朋友，也是钱包的敌人，他们的“狡诈”和“油滑”使小书摊成为了家边的“潘家园”，逛书摊儿也成了寻宝“捡漏儿”的游戏。
现在的三个摊主
　　  时至今日仍然活跃的三位摊主“练摊儿”都有十年以上了。按他们相互间的称呼是小马、老李两口子和大刘。
　　  每天下班，我第一个看到的总是小马，其实小马也有三十六、七岁了，比我大。小马原来是卖新书的，时至今日，他的书摊儿上还有不少包着塑料的“大龄”新书，只是封面往往被常年的日晒变了颜色。
　　  大概是卖新书并不顺利的缘故，小马是三人中卖书最实在的，开出的价格基本与我心里的价位出入不大。但最开始的时候，我本着将侃价进行到底的精神，经常是要五块给四块，要四块给三块，要三块就要求五块钱两本，往往也能达成心愿。
    直到有一天，一本《三国志》的下册与我失之交臂。之前，我曾经在别的书摊花五块钱买到过上册，看到下册时心中很开心。其实，旧书比收藏更讲求配套，如果是全套的《三国志》卖到三十、甚至四十也有可能，而残册、尤其是只有下册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如果我出到五块钱买卖双方就会皆大欢喜，可是我以将便宜占到底的精神出了四块钱。看他犹豫地拒绝后，胸有成竹地向下一个摊位走去，并期待着“卖你了”的声音从身后响起，讲价这种事情，往往坚持一下就是胜利。
　　  背后的声音响起了，很轻，却不吝一声晴天霹雳——“五块钱，我买了。”一转身，那本《三国志》的下册已经被一位老者拿在了手里。
    ……曾经有半部《三国志》摆在书摊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被老大爷买走的时候才追悔莫及，逛书摊儿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老天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跟那个摊主说三个字——“我要买”。如果摊主再问我一次价钱的话，我的回答是：“二十块！”
    再说中间的摊位，摊主其实是两个人，老夫妻俩每天“秤不离砣，公不离婆”。女的最爱说的话就是：“兄弟老在这里买书，老头子给便宜点儿。”再就是“就愿意把书卖给兄弟，就像给女儿找个好婆家”云云。几乎每到这里，都能听到这通例行的“忽悠”。但是，人老成精，一旦被这老两口儿看出你真想要什么书的话，那绝对是“磨刀霍霍向猪羊”的。
　　  记得2009年，“精细化管理”的理念逐步在企业中深入推行，其“精实细严”的理论让我想起了古代的思想家韩非。然而法家的著作在和谐社会里并不太畅销，在“北方图书城”一时也没有找到，下班路过书摊儿时我就随口提了一下，不想第二天再来时就被老李叫住了。
　　  “兄弟，你要的是不是这个？”，他从塑料包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两本淡绿色的薄书。《韩子浅解》，1960年版，品相完整，竖排文的书卷泛着岁月的黄，作注的人是梁启超的胞弟梁启雄。当时，我见猎心喜的笑容已经不自觉地挂在了脸上，于是……
    “六十！”
　　  总共522页卖六十，新书也没这个价钱啊！逛书摊多年的我出奇地愤怒了，价都没还，转身就走。唉！最终我还是没有走出五步就回去了，徒劳地否定了我对这本书的喜爱程度，最终艰难地“砍”下了五块钱。看着老李掩饰不住的笑容，我想起了一句话——“老李飞刀，例不虚发！”
　　  但是还以颜色的时间不几天就到了。再一次来到老李摊前时，拎出了厚厚的一大摞书，每本都和《辞海》的大小厚度差不多。问我：“兄弟，好东西吧？给你留的。”
　　  当时我便多了一个心眼，无动于衷地去翻其他的书，只是随意地扫了一眼，心中却猛然一惊，那是一套《中共中央历年文件合集》，包含了我党成立到1949年内部文件，共14本，78年出版时还是市级图书馆的密级材料。
　　  挑了一本别的书后，我站了起来，一副不在意的样子，说：“哟，真不错，好好留着，可别少卖了。”看到我不像平时那样讲价，老李有些发懵，隔了一儿，问：“你能给多少钱？”我摇了摇头：“我给不上价。”老李又问：“你给个价，书太沉，我不愿意往家拎了。”
    “四块钱一本吧！”风水轮流转，该我出刀了。
    “废纸也不能这个价啊？”
　  　“是啊！主要是这书我用不上，拿回家就是放着，不太想买。”说着，我推车就要走。
　  　“兄弟你多少再添点儿……”
　   最终，我象征性地添了一点儿，花了七十块买回了这套书，心里却乐开了花。都说“买得没有卖得精”。但有时知识才是力量，记得收藏家马未都说过，“褒贬是买主，喝彩是闲人”，意思就是说东西好的人往往不会买，而挑毛病的人才是买主。所以我一反其道而行，老李这个“老油条”果然上当了。不知道我逛书摊的道行能到了早年马先生逛潘家园的几成？
　　  其实老李夫妇虽然狡猾，但他只是习惯看脸色，而并不清楚书的价值。不懂书，终究是卖书人的大缺点。如果这套书摆在下一个摊上，没有六、七百块钱是绝对买不下来的。
　　  第三个摊主大刘，书市里最精明的摊主。几年来，我在这里买了二百多本书，从晦涩难懂的《楚辞》到儿童文学的《淘气包马小跳》；从倪匡、田中芳树的科幻作品到琼瑶、古灵的言情小说；从上得厅堂的《OFFICE教程》到下得厨房的《家庭实用菜谱》，小马和老李经常抱怨不知道我到底要看什么，但他居然能够知道我真正的喜好，也清楚每一本书在我心中的价钱。
    “兄弟，今天特意给你带了本好书”，他总是神秘地从“带车子”的最底下抽出几本书来，像《红楼梦诗词曲赋译注》、《红楼梦补》、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王力的《汉语诗律学》等都是这样出现在我眼前的。大刘不仅懂人，而且懂书、他知道什么样的书卖给我，什么样的书卖给别人，像颜真卿、柳公权的碑帖，我最多能出到五块钱，而在一位老先生那里可以赚到十几块。真正的好书，他宁愿等待时机，也决不会低价出手。他的书摊上一套《康熙字典》已经摆了一年多了，要价一百块而无人购买，却坚持不降价。无论新旧，书都是有尊严的，100块钱是《康熙字典》起码的价值，真有需要的人，穷也会买。
　  　2010年的一个夏天，我突然发现多了一个书摊，新摊主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工作服，花白的胡子看上去快六十了，一看就不像常年卖东西的。但走进书摊一看，可把我惊呆了。《天问纂义》、《楚辞选》、《李杜选集》、《读杜心解》、《白氏长庆集》、《李贺诗歌集注》、《杨万里选集》、《漱玉集》、《稼轩词编年笺注》、《词诠》、《牡丹亭》、《西厢记》、《长生殿》、《桃花扇》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插图本《红楼梦》等等足有上百本。别说这里的书摊来两、三次能不能碰上一本，这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版本的书就是北方图书城也未必都买得到吧！而且一问价钱，全都是四、五块钱一本，摆摊的疯了？
　　  “厂子黄了，图书馆的书都给个人了。”摊主如是说。
    “大爷，你大部分的书我都要了，麻烦推车帮我送一趟吧！我家不远。”
　　  那天，我不但生平以来买旧书第一次没有讲价，我还坚持大部分的书给了八元。总共花了872元，对于工资奖金全部上交妻子里的男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这不是对人的怜悯，而是对书的尊重。
　　  仔细翻看那些书，里面都夹着当年的借书卡，相当多的卡居然是空白，怪不得纸张变黄、发脆却依然品相完好，原来三、四十年的时光里，她们竟如幽闭深宫的“上阳白发人”般尘封于世，无人问津。
　　  那天，不信神佛的我在菩萨面前恭恭敬敬地上了三柱香，许下了一个心愿：明天，让市图书馆也黄了吧……
　　  腊月初八，天气冷得让我后悔骑自行车。但下班回家时向路边惊鸿一瞥，三位摊主居然都在，昏黄的路灯下已经看不清书本了。我在大刘那里给同事的孩子买了几本教材，和他攀谈了几句。
    “这么冷了，还出来？”
　  　“没办法，厂子黄了，得挣钱啊！”
　  　一问一答间，我百感交集，既有对自己衣食无忧的暗自庆幸，也有对几位摊主的不尽同情，毕竟，这几天已经零下30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