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抚顺特别支部的建立

王平鲁

一、苦难
　　  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抚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以抚顺工人阶级的产生和不断壮大为阶级基础的。
　　  抚顺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是伴随着私人资本企业、伴随着帝国主义（主要是日、俄）在抚顺直接经营企业、伴随着清政府开展以兴办近代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抚顺境内具有近代企业特征由私人兴办的企业，一部分是由原来的手工业作坊发展而成，另一部分是甲午战争后由一些地主、商人、士绅（政府退职官员）及当地政府官员投资兴办的。
　　  20世纪初，抚顺出现规模较大的民间矿业。1901年王承尧筹集股银10万两，建立了华兴利煤矿公司，工人最多时达600余人。翁寿、朱化东等筹银4.5万两，建立抚顺煤矿公司。两公司所雇用的工人就是抚顺历史上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1903年，抚顺煤矿公司落入沙俄之手。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者霸占了整个抚顺煤矿。随着抚顺煤矿开采规模的扩大和矿属工厂的纷纷建立，至1927年末，抚顺产业工人已由1907年的1143人，发展到42179人，这个数据不包括20年间死亡、伤残、出走的工人数。抚顺的煤矿工人几乎是当时全中国煤矿工人总数（220260人）的1／5。
　　  日本资本家为获取高额利润，用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等手段，外加名目繁多的条例和法规，对工人实施超经济剥削。抚顺煤矿工人最初劳动时间为每日11个半小时，后来改为12小时，有时竟达16小时。在不改进设备条件下开采同等数量的煤炭，用工数量却不断减少，据“满铁”统计，每百吨煤用工人数，1908年为95.7个，1921年为89.1个，减少用工6.6个。
　　  工人们不仅工资极其低微，劳动条件也极为恶劣，毫无人身保障。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工人死于瓦斯、塌方、冒顶、跑水等各种恶性事故。从1907年到1926年的20年间，抚顺煤矿累计采煤5738万吨，而矿工伤亡人数达121242人，平均每年伤亡6000人以上；换句话说，即每采470多吨煤，就要死伤1名矿工。
　　  苦难深重的抚顺工人，受压迫之深，被剥削之重，几近当时东北之最。
二、反抗
　　  帝国主义以及各种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得抚顺工人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坚定性，加之抚顺工人分布集中，便于组织，利于团结，为抚顺工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抚顺工人阶级自诞生之日起，就融入全国工人斗争的洪流中。辛亥革命以后，斗争形式开始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罢工斗争。
　　  1916年1月11日，抚顺东乡坑采炭所500余名煤矿工人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剥削和压迫，率先掀起罢工斗争，斗争坚持了3天。愤怒的矿工手持铁锹、镐把，要求在金票贬值情况下，给工人涨工资，这次罢工在日本宪兵队和矿警的镇压下虽然没有成功，但也使日本炭矿当局损失了3万多吨煤炭。
　　  1917年6月，西大井1000多名矿工举行大罢工，他们派出200名工人骨干到各道口宣传鼓动，老虎台、万达屋、北大井、大揭盖、杨柏堡等矿的工人迅速响应，罢工人数很快增至2000多人。炭矿当局得知后，派日本宪兵队前来镇压，矿工们提出：“不达目的，绝不复工。”终于取得了胜利。8月22日，老虎台采炭所300名工人因日本金票贬值，工人实际收入下降而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答应了工人的要求。
　　  1918年春，古城子露天矿工人在工潮的影响下，举行了上千人的大罢工。炭矿当局迫于工人的压力，只好答应了工人们的合理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4月，杨柏堡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只坚持了一天，炭矿当局就答应了工人涨工资的要求。
三、风潮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卖国政策的“五四”运动。这个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也传播到已成为当时奉天重要工业城市之一的抚顺，抚顺学生、市民、工人迅速予以积极响应。
　　  抚顺地区的中小学师生率先手持彩旗和传单，走上街头，高呼口号，张贴标语，进行爱国宣传。抚顺县立第一小学，在校长关子明的支持下，全校师生走上街头，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振臂高呼：“打倒列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对日绝交”等口号，行进在抚顺城南、北关的各主要街道上，并把标语张贴到抚顺城门楼上和繁华街市两旁的商户墙壁上，得到了广大居民的热情支持。
　　  在爱国师生的宣传影响下，抚顺商界召开了商户会，提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口号，并在抚顺市内散发了大量的传单。抚顺广大工人也积极行动起来，为支援北京学生的行动开展了怠工、罢工斗争。
　　  经过抵制日货运动后，抚顺市民所用的日本火柴很快就被营口产的马头牌、伟人牌火柴所代替。国产的太口糖、怡乐糖也占领了日货市场，商人们不再进口日本糖。在兴京县城乡，日本生产畅销的日琴牌、鹿夫人牌火柴等商品被销毁，很多中国人不再购买日本产品。
　　  兴京县旺清门两级小学校校长王紫宸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带头破除迷信，率领学生们扒掉了关帝庙，并用庙上的砖瓦扩建了学校校舍，师生们的这一行动震动了整个“东边道”地区。
    “五四”爱国运动不仅唤起了抚顺人民的爱国热情，也极大地启发了当时抚顺产业工人、教师和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在抚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抚顺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震撼
　　  1924年10月，抚顺八大矿的2万多名矿工举行的联合大罢工，声势浩大，震撼了整个辽宁大地。
　　  当时，抚顺煤矿南大井钳工工人、人称“大工匠”的张凤岐，经常给工人读《盛京时报》上有关工人罢工、矿井事故和工人苦难生活的新闻，还经常宣传苏联革命胜利了，苏维埃工农兵当家作主人，以及欧洲工人早已实现8小时工作制度等新鲜事，在工人中享有很高威信。
　　  此时，正当日本金票贬值，工人收入骤减，每天只挣6角钱。工人们多次要求将日本金票改为中国小银子发给工人，并要求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安全设施，改善劳动环境，但日方根本不答应。张凤岐连续召集工人骨干开会，准备开展大罢工。大家陆续联系了南大井、北大井、东大井、西大井、老虎台、新屯、万达屋、龙凤坎共8个矿井的工人，推选出100多名代表，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分头聚会，同时罢工。罢工的统一要求是：不涨工资坚决不上班；必须把金票换成小银子发给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安全设施，改善作业环境。并规定罢工时间为早8点，地点在各自矿井，组织上实行统一领导。
　　  这一天，在张凤岐的一声号令下，8个矿井的工人同时各自聚会，宣布罢工。每个矿井都有3000多人参加，共计24000余人。人越聚越多，站满了各个矿院。矿院内、房墙上、电线杆子上，都贴出了标语口号。各矿井工人代表讲明罢工目的后，便领头振臂高呼：“缩短干活时间，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人工薪!”“不把金票换成小银子就不上班!”“保障工人安全，受伤要给抚恤金!”八大矿井的采煤、掘进、运输、通风全部停止了。午间，罢工工人就在矿院内、井口边席地而坐。
　　  当天下午，日方派炭矿负责人尹东植赶到现场。他看到如此浩大的罢工场面，得知罢工涉及产煤最多的8个大矿井，意识到这是日本侵占抚顺以来最大的一次罢工，内心非常恐惧。在工人的斗争下，尹东植不得不承认，金票贱、工资低，当场答应把金票换成小银子，工作时间改成8小时。工人们指出，日方只答应部分条件，我们仍然决不复工。在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下，日方被迫答应了全部条件，八大矿井的工人这才开始复工。这次罢工声势之大、人数之多、影响之深，是抚顺煤矿工人反日斗争史上前所未有的。
　　  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场组织严密、规模巨大，并取得胜利的罢工斗争的领导者张凤岐，他的真实身份和政治面貌等等，我们始终知之不多。根据他介绍、宣传苏联革命，以及在罢工斗争中所显现出来的非同一般的组织能力与斗争艺术等情况看，很多搞党史工作的同志推测，张凤岐很可能是在苏联或者是中东铁路工作过的老布尔什维克，他的真实身份和后来结局，至今还是抚顺地方党史上的一个谜。
五、唤醒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在上海惨案爆发，日、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罪恶行径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五卅运动”，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形式，迅速席卷全国。
    “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抚顺，工人们义愤填膺，立即以罢工、怠工等形式，连接不断地开展斗争。6月1日抚顺窑业公司500余名工人罢工，6月6日永松组合40名工人罢工，6月9日抚顺佐藤组合百余名工人、抚顺窑合作社造砖工人罢工。抚顺工人的一系列声援活动，扩大了“五卅”运动的影响，使抚顺广大矿工的觉悟进一步得到提高。
　　  6月上旬，以李大钊名义印发的传单由北京传到抚顺，抚顺中学学生拟于6月14日实行爱国罢课，示威游行，进行街头讲演，筹集募捐，抚恤同胞。得知消息的抚顺县警当局，在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不得不答应学生派出8名代表，出席6月15日县各界召开的有关会议，公开筹集募捐。6月16日，抚顺矿山小学全体罢课，上街游行示威。抚顺九校及抚顺县县立第九高等中、小学校也准备游行讲演，因得知校方允许开募捐会而停止。
　　  6月中旬，兴京（今新宾）县城内2所中学及2所师范学校同时罢课，女子中学校长高奎武还亲自编写小话剧《家》，到各地演出，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抵制日货，不少日货被当场烧毁、砸坏。奉天北关第一高中学生佟弼良在学校参加了“五卅”运动宣传活动之后，借暑假之机，接受学校布置的任务，携带宣传材料回到家乡永陵散发，并随兴京的学生们一起到各商号进行了募捐活动。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激发了抚顺城乡人民的爱国热情。不少商人因受工运、学运的影响，也纷纷支援声援“五卅”运动。当兴京县的学生游行队伍从兴京河北出发经老木桥走到河南西头万隆商店门前时，商店经理主动拿出几匹彩纸，捐献给学生做标语，以示声援。兴京县城里的一些商号主动捐款，共捐资200银元，然后统一由学校寄往上海（当时邮件上标明“支持沪案”字样，邮局一律不收费）。
　　  抚顺地区的反帝爱国行动，唤醒了殖民统治下抚顺人民的民族意识，增强了抚顺工人运动的凝聚力，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抚顺的影响。
六、播火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建党之初，党把全国分为6个区，即：上海、山东、武汉、广州、湖南和北方区，各区有党的组织存在。相比较而言，党的组织和力量在南方强一些，而北方稍弱一些。而抚顺所在的东北地区，属于北方区工作范围。
　　  党在东北地区的工作，在中共满洲省委（1927.10－1936.2，包括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之前，主要由李大钊（1889－1927）领导的中共北京地委、北京区委及后来的北方区委负责。
　　  在东北建立党的组织，是中共“一大”确定的在全国发展扩大自己组织这个总的工作的一部分，李大钊同志对东北地区的建党工作极为重视。在李大钊等同志的集体领导下，中共北方区委多次讨论研究去东北发动工运和建党问题。区委认为：东北的大产业比较发达，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基地之一。因此，到东北开展党的工作是有基础的。同时，东北是去共产国际，来往苏俄的重要通道，北方区委在工作上也需要打通这条国际路线。
　　  在上海党中央的指示下，也是由于实际工作的需要，北方区委积极着手进行东北的建党和工运工作。
　　  1922年2月，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派遣共产党员、天津五四运动著名领导人之一马骏（1895－1928）到哈尔滨，利用《晨光报》开展革命活动，并在家乡吉林省宁安县建立起东北的第一个党小组。
　　  1923年“二七大罢工”之后，中共北京区委派陈为人（1899－1937）、李震瀛（1900－1937）到哈尔滨、奉天（沈阳）、大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于9月间成立了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特别组，陈为人为负责人。不久陈、李的活动引起哈尔滨反动当局的注意，二人遂于1923年年底转到大连。陈、李在大连陆续工作了一年多，先后发现和培养了杨志云（1899－1975）、关向应等多名工人运动骨干。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李大钊派遣共产党员任国祯回原籍奉天（沈阳）开展建党工作，同年8月，成立了中共奉天（沈阳）支部。
　　  1926年1月，中共大连特别支部正式组建，杨志云担任书记。同年10月，中共大连地委改为直属党中央直接领导，由邓鹤皋（1902－1979）担任地委书记，杨志云担任组织部长。
七、初燃
　  　1927年年初，中共中央派邓鹤皋、杨志云往返于大连、抚顺、沈阳等地进行党的工作。杨志云曾拟于抚顺设立中华工学会（当时由党领导的工会组织）支部，未能成功。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同时成立满洲省委，由北方局领导。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顺直（河北）省委组织部长陈为人到东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筹建满洲临时省委。10月14日，陈为人到达奉天。10月24日，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1927.10－1928.10，简称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陈为人任书记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省临委把抚顺作为党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由省临委职运书记王立功负责开辟抚顺工作。王立功不顾身体有病，来到抚顺，深入矿山、工厂，接近工人群众，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同年冬，中共满洲省临委派王仁斋（1906－1937）来抚顺，专门从事工人运动。王仁斋到抚顺后，在煤矿当了一名采煤工人。工作刚刚开展，井下冒顶，王仁斋被砸成重伤，不得不于年底离开抚顺。
　　  1928年初，受中共满洲省临委派遣，王立功、杜省吾二同志到抚顺开展工作。
　　  王立功（1904-1934），又称王力工，曾用名刘芳。旅顺老铁山方家屯双甸子村人，1926年入党，是辽宁地区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被称为当时“满洲工人最有能力的分子，他有宣传、煽动、组织各种才能”。来抚顺时，是满洲省临委的职运书记，领导着全东北的工人运动。
　　  杜省吾（1895-1972），又名杜继曾，河南省杞县人，1926年1月入党，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任哈尔滨市委书记。11月，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吸收工人同志负责党的重要责任”的组织路线，中共满洲省委派他来大连，恢复建立了中共大连执行委员会，他担任了市委委员。
　　  王立功、杜省吾到抚顺后，主要是在西露天矿通过社会关系秘密接触工人群众，寻找线索，开展党的工作。3月5日，满洲省临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抚顺有了八同志，……抚顺在开始做失业工人互助会”的工作。
　　  3月，王立功因积劳成疾，肺病日益严重，其工作由唐宏经（1901－2005）接替。在王立功的陪同下，唐宏经同抚顺的地下党员范青接上了关系，了解抚顺情况，并布置了抚顺近期的主要工作。以后唐宏经又再次来抚顺，要求尽快组织工会，发动和领导工人群众开展斗争。
　　  1928年8月上旬，满洲省临委派苏振久到抚顺，建立了中共抚顺特别支部，简称抚顺特支。特支共有4名党员，苏振久为支部负责人。
　　  8月下旬，中共满洲省临委书记陈为人亲自来抚巡视，了解情况，指导抚顺党的宣传与组织整顿工作。

八、软弱
    苏振久（1908－1952）来抚之前，是直属中共满洲省临委领导的沈北区委张家堡党支部的支部委员， 1927年5月，苏由当时在奉天城西三十家子小学当教员，秘密开展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邢培卿介绍入党。
　　  苏振久是沈北六王屯（今沈北新区新城子乡六王村）人，当时是曹台小学教员，与邢培卿同是蔡台子初中毕业。邢培卿通过一段来往和交谈后，彼此甚感投机，邢培卿就有意对苏振久进行宣传教育，使苏振久思想觉悟提高很快，经过几个月的培养、教育、观察，邢培卿于暑假前，正式介绍苏振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苏振久入党后，于1928年1月学校放寒假期间，被满洲省临委派到沈北搞农运工作，做发展组织工作。3月中旬，为了进一步开辟沈北地区的农运工作，满洲省临委派陶翙鸣（1908-1946）来到张家堡，召开有邢培卿、苏振久、邹立孟三人参加的党员会议，传达了省临委关于成立张家堡党支部的决定，邢培卿为党支部书记。这个党支部是我党在沈北地区，也是辽宁地区第一个农村支部。利用走亲访友等形式，苏振久在农民中串连，宣传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反抗地主剥削、反抗苛捐杂税等革命道理，做过启发农民觉悟等一些工作。
　　  1928年8月，苏振久被中共满洲省临委派到抚顺，担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简称抚顺特支）负责人。苏振久懂日语，会说朝鲜话，口齿伶俐，擅于演讲，但工作能力颇弱，一直没有打开局面。中共满洲省委当年12月在给中央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中评价说，苏振久是个“学生同志”，工作“至今将近四月，工作成绩很少，只发展一个同志，在矿工中只结识五个工友。他完全依赖在帮的活动去开发工作（省委早已指出这不过是开头找工人群众接近方法之一种），现在他的生活和意识逐渐流氓化，影响到党的（工）作进一步的发展。” 
九、坚强
    鉴于抚顺工作的重要，和现有负责人的软弱无力，为了加强抚顺的工作，满洲省委于11月，派王鹤寿同志来抚顺“任书记职”，即担任中共抚顺特支第一任书记。
　　  王鹤寿（1909—1999），河北唐县人。派到抚顺时，刚刚20岁，却已有5年党龄，和相当丰富的斗争经历，是满洲省委中公认的“得力同志”。1925年4月，15岁的王鹤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在中共北方区党委秘密设立的党校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共青团京汉铁路石家庄车站特别支部书记、全国铁路总工会石家庄分会秘书、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后因从事工人运动被捕入狱。获释后，1927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秋，参加共青团“五大”后从莫斯科回国到奉天，在刚刚由中共满洲省临委改组的中共满洲省委中，负责团的工作，并到奉天兵工厂从事建立共青团组织和党的支部工作。来抚之前，王鹤寿还在沈阳北市场的一个草房里，见到了参加党的“六大”，刚刚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沈阳的周恩来同志，聆听周恩来同志传达的“六大”精神。
　　  王鹤寿到抚顺后，以矿区为重点，积极开展工作。他深入矿山、工厂，秘密进行革命宣传，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同时还通过群众组织团结和教育广大工人群众。经过努力，他很快地联系了一些群众，并发展了群众组织。为了培训工人骨干，抚顺特支于12月12日开办了一个5人的特别训练班。
　　  这时抚顺共有5名党员（其中有4名工人），特支的3名执委中，除王鹤寿外，还有苏振久（负责团的工作）和范青。满洲省委指示抚顺特支，要在抚顺这样一个拥有几万名工人的大工业城市里，尽快建立起比较强大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领导抚顺人民，主要是广大矿工，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开展斗争。
　　  抚顺特支在一个800人的工厂里，利用灰色组织，秘密地进行组织工会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当时，工人的反抗情绪很高，特别是抚顺铁厂工人的斗争开展得十分激烈。为了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特支领导工人开展了多次小规模的斗争，这些斗争都取得了胜利。12月末，在抚顺特支的领导下，抚顺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矿工中正酝酿着一场斗争。
　　  然而，一个意外，中断了抚顺特支的工作。12月23日，王鹤寿同志到奉天（沈阳）大东边门外黄土坑共产党员牛思玉家参加省委扩大会议，会议正在进行之际，被敌人发现，参加会议的14名省委主要负责人、各地党组织负责人，除一人趁乱逃走外，13名（包括王鹤寿）同志被捕。这是满洲省委自成立以来，遭到的第一次重大破坏。
　　  被捕入狱的13名同志在敌人的面前始终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获释出狱，但一时间，党在东北的工作由于失去领导，几乎全部陷于停顿状态，党在抚顺的工作也未能幸免。苏振久又重新负责抚顺特支的工作。
　　  附带说一句，在长达13年的白区斗争中，王鹤寿同志先后6次被捕，历尽磨难，始终坚贞不屈，正气凛然。陈云同志在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重建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人选提名时，多次提出：王鹤寿有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原则性强。他六次被捕，对敌斗争坚决，由他担任中央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对王鹤寿同志的高度评价。
十、隐患
　   抚顺特支3名执委之一的范青，又名胡登山、胡杰三、范青仁，原为大连“满铁”沙河口工场的翻砂工人，1925年加入东北工人运动的先驱组织——大连“中华工学会”，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大连沙河口满铁工场支部成员，同年6月为日本警察收买，秘密叛变，成为大连日本特务机关的密探，潜伏在大连党组织内部。
　　  范青可以说是在我大连和抚顺地下党组织内部隐藏最深、危害最大的一颗定时炸弹。他来抚顺之前，就已经犯下了一桩由于他的告密，导致中共满洲省委筹建推迟的大罪。
　　  1927年7月24日，满铁沙河口工场党支部召开会议，由于范青告密，支部书记韩冈清和委员辛培源在进入会议现场时被逮捕。紧接着，范青又带领敌人将尚未到会的支部委员于全福在其家中逮捕。韩冈清、于全福、辛培源被捕后，立即遭到刑讯。当天夜里，韩冈清不仅承认本人的政治身份，还供出大连市委工运部长兼交通员丁文礼，并带领敌人去丁家将其逮捕。丁文礼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叛变，并在范青（当时叫胡杰三）的指认下，供出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邓鹤皋等领导干部的住处和部分党员名单。25日上午9时，丁文礼带领敌人在日本桥（今胜利桥）电车站附近逮捕了邓鹤皋。紧接着，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大搜捕，很短时间内，共有49名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大连党组织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
　　  邓鹤皋是参加党在武汉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刚刚6月间乘船从上海回到大连，他当时身兼中共满洲省委筹备委员会书记，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的指示，正在筹建中共满洲省委，却因范青告密而牵连被捕，致使中共满洲省委的筹建工作因此而搁浅。
　　  为了掩人耳目，在日本警察的安排下，范青以逃脱日本警察追捕的共产党员身份为伪装，在大连沙河口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米木寿夫的派遣下，从大连来到抚顺。范青来到抚顺后，与抚顺的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峰须贺重雄接上关系，成为抚顺日本警察署的密探。他借助日本特务陈明歧和宫崎的势力，集股合资，在今西六路开办了一家名为“永兴翻砂厂”的小工厂。满洲省临委成立以后，范青蒙骗组织，恢复了党籍，参加了抚顺党组织的工作。
　　  年轻而幼稚的抚顺特支内部，隐伏着致命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