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全华

一

　　　 尽管俺家住在胡子头沟，是曾经闹胡子的地方，但我要说的大哥不是胡子头，也不是黑社会的老大，更不是比我大几岁的大哥，而是我妈。虽然我妈与胡子、黑社会无关，但妈妈班上的人都叫她“大哥”。别人叫，妈妈自然满口应着，显示出妈妈身为大哥的习以为常和理所应当。妈妈总说，我走南闯北，啥没见过？这话里有太多的自信，有无所惧怕，听上去像大哥吧？妈妈曾说，她小时要饭的时候跟日本人家的男孩子打架，夺过打来的酱油瓶，硬是把人家打跑了。妈妈这等厉害，算不上大哥么？我曾亲眼看到妈妈和高大粗野的“老狼”在小谷地的田垄里平打，那真有大哥的气势呢！特别是妈妈在班上一呼百应，别人有事都来找妈妈“摆平”，妈妈大哥的地位和声望真是根深蒂固如日中天！但是，这些都不是妈妈成为“大哥”的最直接原因，别人叫妈妈大哥的最主要理由是，妈妈个子高，又总是像关心弟弟一样照顾班上的那帮“老娘们”，于是，大家先是喊妈妈“大个儿”，后来就改口喊“大哥”了。

二

　　 　妈妈是从山东青岛闯东北来的，那时候正是东北解放后的大建设时期。妈妈落脚的地方是个老矿山，日本鬼子建的，产铜和黄金。鬼子投降滚蛋后，特别是国民党败退后，矿山扩建，生产规模扩大，人员就多了，天南地北的人一批一批来到矿山，妈妈就是那个时候从山东闯过来的。人多了得有地方住，公家就盖起了一栋栋的矿工家属房。家属房全是平房，有的建在平地，有的依山而建，红砖红瓦，一排排的，用成语描绘就是鳞次栉比的。家属房不够分，一些工人就自己动手，找个山根或者找块地势高一点的河滩盖房子。个人盖的都是草房或油毡纸盖顶的泥坯房，东一家西一家的，分布在矿山北面的沟沟岔岔。

　　　 矿山南北以一条河为界，南面是矿山所属的各种工厂，北面多是家属房。沿着河的北岸修建了一条矿山马路，马路两边除了家属房，还有一片一片的田地。房子是工人的，田地是农民的，看上去还真是一派“工农相结合”的景象呢。顺着马路往里走到尽头，就是采矿区了。南山坡半山腰上是一条矿山铁路，矿山物质的进进出出，主要就靠那这条铁路上冒烟的小火车跑来跑去，跑出沟口过了浑河大桥就与沈吉铁路线连接上了。

　　 　家属房尽管前一栋后一栋的紧挨着，地方小，但早年家家都用枝柴木棒夹了“障子”，把家封闭起来。在独门独院里，门一关，就天老大家长老二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住平房还有几个好处：上山砍柴就取暧，不用交取暧费；推开大门就上街，不用上下楼坐电梯（那时候好多人也不知道有什么电梯）；左邻右舍的都熟悉，处好了比亲戚都强。只是有一点不好：上公厕不大方便。俺家那片家属房前前后后有六栋房子，所以叫“六栋房”。虽然后来“六栋房”的前面又盖了一栋，但还是叫“六栋房”，这就像矿山里的十栋房、四栋房一样，不管以后又建了多少栋，都仍旧叫原来的名字。“六栋房”有三十多户人家，每家七八口人，都挤一个公厕，所以早上总出现排队上厕所的情况。厕所坑好深，从里面通到后面，人可以下去。下面空间大吸风，冬天风就猛，蹲厕所时风吹屁股冷飕飕的。

　　　 六栋房在养蜂沟口，沟里多是矿工个人盖的“私房”，东一家西一家的有二百多户，每户人家也都用枝柴木棒夹了“障子”，把房子圈住，这样就可以在里边放心的种点菜养点鸡鸭之类的了。那时候，邻居之间偶尔会因为夹“障子”挤了你家我家的地方吵几句，也会因为别人家的鸡钻进“障子”吃了地上的庄稼不开心，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隔几天就好了。

　　　 六栋房原来是一片坟地，70年代家家都挖防空洞，有的人家就挖出青砖和古钱啥的。我挖菜窖还挖出一枚铜钱，上面是一条大龙，文字看不懂，让我想到明清时代以至女真契丹大辽国。六栋房西侧是山坡，坡上原来也是一片坟地，70年代推平坟地建个小学，六栋房的人每天就听得到校园的动静了。由于山坡推平成了学校的操场，没有一点植被覆盖，一下大雨就从坡上冲下大量黄泥水，把六栋房的每条胡同都灌满了。居民有意见，矿上就在学校与六栋房之间的高坡上砌了一道高高的防水墙，沿墙根儿又栽了一排柳树，这样六栋房的西侧就被遮挡得严严实实了，显得阴气特重。

　　　 我们家是从六栋房后面的草房搬到六栋房的，那是1965年。原来住的草房让我妈卖了，卖了30块钱，都没卖上一个月的工资！细算算也是，盖房子的东西都是不花钱的，石头、木头、黄泥、还有草，哪样用花钱呢，也就是出些力气罢了。再说那时候力气也不值钱，平时把东西准备齐了，找个礼拜天，招呼一帮帮忙的，一天就盖起来了，也就费两顿饭吧。搬家那年我四五岁吧。

　　 　六栋房前三栋每栋有六户人家，后三栋每栋四户人家，我们家在第四栋，从胡同口往里数第三家。那个时候，我从俺家大门出来，走到胡同口就觉得离家很远了，站在胡同口，往前面大道看，有行人和马车，再往前看是水泥厂。水泥厂在南山根下，矿山的小火车总是呼呼叫着在南山腰走过。火车冒着白气儿，有时走过好久白气儿还在半山腰飘浮着，感觉好远好远的。站在胡同口往后看，到处是树和房子，再远看就是山了。如果是冬天，满眼就是白色的了，只是在大片白色当中，有些地方会露出些黑框框，那是门或窗，根据这些黑框框便知道哪里有人家了。傍晚的时候，有时我站在胡同口看着一家家烟囱往上冒的烟，就寻思这些人家在做什么饭呢？哪个烟囱冒出来的味是香的呢？是香的就一定做好吃的了。想到这免不了要吧嗒两下嘴，然后咽一下口水。

　　　 那时候我们家经常吃的是玉米面饽饽和玉米面粥，菜总是土豆和白菜，只有过年和过节时，才能吃到白面馒头和大米干饭，菜也能吃到有肉的，还有花生米和炸虾片。怎么说俺家也比前趟房小驴子家吃得好多了。小驴子家顿顿吃玉米面粥，有时什么菜也没有呢。小驴子到俺家一问他吃什么饭，他总是说“面粥”，问时间长了，小驴子说“面粥”时就拉着长音，相当于唱：“面——粥——”全家人就笑，小驴子也笑。如果正赶上俺家吃饭，吃玉米面饽饽，就会掰一块给他，如果也是吃面粥，就没什么可给的了。

　　 　这个时候也真算是好生活呢，比在后面草房住时强多了！在草房住时，家里没什么吃的了，妈妈会把“要饭子”要来的饽饽买下来给我们吃。饽饽有玉米面的，还有高梁面的，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什么形状的都有，有的饽饽还有嘴咬的口形和牙印呢！那也吃起来猛香的。有时饽饽少，就不管够了，得分着吃，饱不饱就那些了。

　　 　我们家一直都有钱买饽饽，还能买好多玉米面和高梁米，这都是因为妈妈能干，挣钱多。后趟房老孙家就不行了，他们家八个孩子，嘴巴多，得把每个月的细粮换成粗粮，而我们家的细粮全能留下来给爸爸吃。有时单独给爸爸蒸好了一小碗大米干饭放到桌子上，我看到那蒸开花的米粒翻卷在碗边上，我会偷偷地揪一下一粒儿放到嘴里，用舌头抿着品味，那才叫香，直香到嗓子眼儿里去了！

　　 　全家人只有爸爸偶尔能吃到一小碗米饭，并不是因为爸爸口独，而是因为爸爸是当家的，是老爷们，是顶梁柱——那时候几乎家家是这样，好东西得可着老爷们吃。就是吃饭时，如果当爸爸的没动筷子，小孩子是不能动的，只能眼巴巴地瞅着，特别是做了好吃的时候。也是呢，一大家人，如果当家的有个好歹，一个老娘们拉扯一帮孩子，那还成个家么？不过在我们家，只有妈妈拿爸爸当当家的，当顶梁柱，我们孩子都觉得妈妈才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点。爸爸也是认可的，后来爸爸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喝酒高兴了，如果话头正说着我妈，会突然哭泣说，你妈劳苦功高啊，这世界上的苦，你妈啥没吃过？苦吃够够的了！天下最苦最累的活，你妈啥没干过？全让你妈苦苦干过来了！你们这一大帮，要是没有你妈，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活。

三

　　　 妈妈最早在草袋厂上班，干计件，就是工资多少与干的数量直接挂钩，那是真正的多劳多得。妈妈总爱专门挑选这样的工作干，苦累不怕，只要能够多劳多得就行。我去过草袋厂，到处都是稻草和草袋子，机器一排排的立着，却很简单，就是个手动的铁架子。妈妈把一把草放上去，脚一踏，啪的一声，草就被打落下去排齐了。手快脚快，声音就连起来了，噼了叭拉噼了叭拉的，一会就成一个草帘子了，把两头一对折，两边一打结，草袋子就成了。草袋子质量好的装大米都不露，质量差的就会松懈些。当然那时候都是大干社会主义呢，草袋子多是结结实实的，不像改革以后，好多草袋子松松垮垮的，装个土豆都会露出来。

　　　 也许妈妈嫌草袋厂挣得不算多，也许是挂着离家近，就转到水泥厂上料去了。上料就是往运输皮带口填水沙和石灰石，这得一带车一带车的倒运，装了卸，卸了装，反反复复来回忙碌。身影晃动在弥漫的灰尘里，灰尘里混合着机器运转和破碎的声音，轰隆轰隆，咔叭咔叭，机器空转和破碎的声音交织着，声音巨大，如同铁嘴咀嚼石头，真是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烦躁世界！

　　 　那时候哥哥们都上学了，我带着一弟一妹在家，中午的时候妈妈会带满满一盒高梁米饭（有时带的是高粱米和大米两掺的饭，偶尔带的是完全的大米饭！也不知赶上了什么好日子）回来，基本是放下那盒饭呆一小会就走。我端着饭盒先喂弟弟和妹妹，他们吃差不多了我自己再吃。我吃多吃少并不全在于我自己，只要我吃时弟弟妹妹不再抓我的手往他们嘴上送，我就觉得应该我吃了。所以说，我吃多吃少并不是由着我自律，我必须考虑弟弟妹妹的态度。再说，有时我开始吃时妈妈才走，现在想来，妈妈呆一会除了要照看一下家，主要的是在看弟弟妹妹吃得怎么样，是不是我吃独食了。

　 　　我把弟弟妹妹喂差不多了或是我开始吃饭时，妈妈走出屋去，有时会在窗前回身站一下，弟弟妹妹就会扑到窗台上，有时妈妈会通过破碎的窗玻璃把手伸进来，摸摸弟弟和妹妹，然后才转身走出去院子。我经常通过窗户看妈妈在院子里的背影，看她脚步匆匆，直到看着她从大门消失。也不知妈妈吃没吃饭，我们小孩子都是听命的，哪管得到他们大人，大人的事，他们自然会有自己的办法。不过，后来我敢肯定妈妈是经常不吃饭的。

　　 　那时候粮食总也不够吃，有人就开小谷地。我们家最早在六栋房前面道下的河滩上开了一块小谷地，是妈妈先动手带头丰衣足食的。好处大家都眼见着，就你开我也开效仿进来，大大小小的小谷地一块挨一块的，中间用“障子”隔开。

　　 　相邻的两块地，有的两家各夹各的“障子”，有的只有一家夹，另一家就省事了。事省了，利就不应该多占，因为“障子”除了起隔离作用，还可以用来当架条，在“障子”下种上豆角，长起来爬上去，就会收获一茬一茬的豆角了。可是，有的人家不自觉，自己不夹“障子”，却在自己那边也种上豆角。豆角是得高就爬得空就钻的植物，秧子长起来缠绕而上，免不了和别人家的豆角勾搭到一起的，然后开花结果，一串串的豆角就挂在“障子”上了。其实这正和了主人的意，却是“障子”的主人最不爱看到的，从图省事的人家埋下豆角种子那一天开始，“杖子”的主人心中就生了结，再看着豆角秧子一天天长起来，和自己种的豆角秧子缠绕上，那心就烦透透的了！却又碍着面子，嘴上不好说什么，可是到摘豆角时，麻烦就来了。那一串串的豆角挂在“障子”的两边，任何人都难分辨哪个是自己家的，哪个是别人家的，哪个应该摘，哪个不应该动，但人人都心知肚明的是，那豆角摘下来回家一煮，就能香喷喷地填饱肚子，就天天盯着那不断变化着的“障子”。有时看着豆角结得嘀噜拴挂的，等待回家取了袋子或盆子来摘时，却发现别人比你先来一步抢了丰收！也许“障子”主人摘时告诉自己的手只摘自己的，也许图省事的一方当初想得更大度一些——反正也就埋了几粒种子，能摘点就行，认不准的手可别欠，可是，一到伸手摘时就觉得哪一串豆角都像是自己种下的秧子结的了。如果觉得吃亏的一方哪天心情不好，就可能站在自己家地里亮开嗓子指桑骂槐，如果对方不接茬，有时就算了，有时就再往深里骂，直骂得对方心里挂不住，就不得不接茬，这样就对骂起来了。什么噎死啦，什么生孩子没屁眼呀，什么磕碜来什么，有时就动上手了。

　　　 有一天我看到妈妈居然和一趟房住的“老狼”打起来了。老狼不是一只狼，也不姓郎，而是姓吕，但没有人管他叫老吕，张嘴闭嘴都叫他老狼。人们不仅叫他老狼，还管他的老婆叫“老狼婆子”，管他的孩子叫“狼崽子”，管他最小的孩子叫“狼宝”，只在需要区分的时候，我们才说“老狼家大小子”或“老狼家三丫头”之类的，就是从来不叫他孩子的名字，一起住了几十年都没人知道一个个“狼崽子”叫什么名字。

　　 　“老狼”是辽南庄河人，长得五大三粗，看上去很有力气，脸上还胡子拉茬的，平时爱背个洋炮上山打个野鸡野兔啥的，没人敢招惹他。

　　 　老狼也确实够狠，俺家隔壁老都家的狗和老狼家的鸡在胡同相遇，把鸡撵了一下，鸡嘎嘎一叫让老狼听见了，就说不下蛋了，拿了镐头把狗堵在胡同里，生生的把狗砸死，一点也不看在一趟房住着的面子上。

　　 　就是这个大家都惧怕的老狼，妈妈居然敢和他打起来了！我看到两个人胳膊相互支着，属于男女“平打”的那种，这就相当罕见了。他们甩肩晃脑，手一抓一挡的，嘴上也不停地骂着讲着，周边围了好多人看热闹。特别是大道上，人山人海的，都看着一男一女打架。当时我六七岁的样子，不知道他们是因为摘豆角打架，还是因为排水沟或是“障子”，反正我看着心里很害怕，却又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捡块石头打“老狼”的头，又怕扔不准打了我妈——我不敢到近前去，我怕老狼看到我用石头打他，他以后会打我。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结束的，也许因为是“老狼”怕我妈，也许是因为大道上看热闹的人起哄，也许是因为“老狼”从“好男不跟女斗”这个老话找到了结束的理由，虽然我搞不清楚，但妈妈和“老狼”支着胳膊“平打”的情景，从那以后总在我的眼前浮现。

　　　 粮食总也不够吃，小谷地却不是总可以随便种的，有时你种上能得到收获，有时你看着庄稼长得好好的，却忽然就来个什么风，就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给祸害了。看着满地横七竖八倒下的青苗，你不能有一点言语，因为这是路线问题，是觉悟问题，关系到政治呢！当时我哪懂得这些，心里就直纳闷：让地里的庄稼长下去敌人就出现了？把庄稼祸害了，敌人就不敢出来了？

　　 　七四年的时候吧，我们家又在道下河对岸的河滩上开了一块小谷地。我们家下手早，地大一些，每年除了自己家吃，到秋天还能卖出好多白菜呢。我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种地的。

　　 　种地真是累，除了开荒、翻地、备垄、铲地，还要积肥、施肥、浇水、收获，样样都不让人轻松。不过，种地也有让我感觉惬意的时候，当备好垄，在垄台上刨好一个个的坑，坑里撒好了粪，我可以直着腰，就那么轻松地站立着，从口袋里掏出豆角籽或玉米籽来，捏出三四粒，扔进坑里，然后用脚扒拉一下土，不厚不薄很有分寸地把种子盖上，再轻轻踩实一点，这样就可以等待种子破土发芽了。不过，有时在我心情正如此好的时候，爸爸或妈妈或哥哥会突然冲我喊一句，快点，别磨蹭！我就不得不又紧张起来了。

　　 　要说最好玩的当是看青了。当庄稼快要成熟的时候，在地里搭个棚子，棚子里搭个简易架子，上面铺个草袋子，就是床了。一到晚上，一手拿个锯或镰刀，一手拿个手电，东照照，西晃晃，就有了天下人都是贼的感觉了。虚张声势折腾困了，就在棚子里面一住，虽然秋深风凉，身子缩着，那也有身为天下之主的得意呢。

　　 　但得意的时候是不多的，就是在丰收的时候也经常感觉厌倦，特别是早春积肥送肥的时候，天天在臭的天地里苦干，真让人感觉活着是一件挺愁的事。

　　　 有时为了不耽误上班上学，得经常早起晚睡地干。有一天我和三哥跟着爸爸，半夜两点就起来往地里送粪了。我们都穿着靴子，从房头公厕的后边装上满满一带车子事先沤好的粪，顺着河道往地里拉。

　　 　一开始天还是黑的，但有月亮照在水面上，那月光就随着河水白花花的淌，就能看出去好远了。我们弓腰蹬腿，那腿在水里劈里叭拉的快速捣动，踩碎了满河的月光和宁静的夜。我起先还迷迷瞪瞪的，装好粪后只是闭着眼睛把绳子搭在肩上跟着使力气拉，几个往返后，天一发亮，身上也热了，我就来了精神，劲就越来越足，又是顺流而下，就感觉自己是尥蹶子欢干起来了。我清楚地知道，我多使力气，爸爸哥哥他们就会省些劲儿，我留着力气又有什么用呢？

　　 　那天一直干到早上七点多，也不知拉了多少趟，反正爸爸一直在为我和三哥鼓劲儿，回家后爸爸脸上还挂着笑，跟妈妈表扬我和哥哥的猛劲儿。

　　　 因为妈妈晚上上了夜班，早上还得做饭，就没有参加送粪。但真要是比起来，全家人就数妈妈撒在地里的汗水最多，这是全家人公认的。

　　 　妈妈力气有多大？说说都吓人！妈妈往垄沟里撒粪的时候，可以一只手提一个装满粪的土篮子，一边提着走一边颠动篮子往垄里撒，那可真是名符其实的女汉子啊！

　　 　妈妈能干，却不张扬，从来也不叫苦喊累，有时你稍没注意，她干的活就多得让你惊讶了。有天下午我没课，妈妈早上就告诉我下午没事了去俺家小谷地翻地，就是把小谷地边上的沙石地改造一下，把土翻个个，捡出里面的石头，这样就使俺家的小谷地能再扩大一些了。由于天太热，我磨蹭到午后两点钟才去。我到了河滩上的小谷地时，看到妈妈已经翻了好大一片地了！

　　 　当时太阳仍然热烈地照着大地，脚踩在地上一踏一冒烟，草尖都蔫下头来了，大头蜻蜓在懒洋洋地飞，可妈妈一直埋头忙碌着。妈妈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她中午吃饭了没？她怎么能有那么大的耐心，把地翻得那么深啊？足有半米多的样子啊！妈妈把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石头翻出来，捡起扔到一边去，身后就是一片松软的土地了。我看不到妈妈的脸，只能看到妈妈挥动镐头和耙子的身影。一股股黄色的灰烟腾起，一块块石头扔出去，妈妈就像一台吸收太阳能的永动机，在烈日下不知疲倦地开动着。难道那太阳的热就与妈妈无关么？难道妈妈就感觉不到累？她身后那片崭新的地，得浸滴了妈妈多少汗水呀！

　　 　虽然妈妈在我眼前做着榜样，但我仍然从心里对妈妈前面没翻的沙石地感到畏惧。我是知道地越细软越黑越好的，可是，有必要翻得这么深么？这得翻到什么时候哇！我不自觉地晃着头，心中叹道，不种地还有吃的该有多好啊！我挪动双腿来到妈妈近前，想说服妈妈没必要这么翻地，妈妈说，眼是懒汉子，手是好汉子，别看着活打怵，看着活多，一动手活就少了。

　　　 妈妈一边给我鼓着干活的劲，一边说着她的设想。她说秋天收完菜以后，把足有三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地都重新翻一遍，然后再弄黑土覆盖上面，这样地长庄稼就会更快了。妈妈说的，最后都做到了。我记不得在小谷地里到底干了多少，只记得当时总是累得晕头转向，而妈妈却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牛，总能承载太多太多的活。

　　 　那时候妈妈除了种地，还抽空上山砍柴，一扛六捆，一天扛两扛，倒着往家扛，没人不说妈妈能干的。当时我也上山砍柴，星期天扛两扛，周三周六下午没课扛一扛，有时即使下午有课，三点多回来也得上山砍柴，天黑才能回家。有时并不是妈妈让去，而是自己和老祝家小驴子比着往家弄柴禾。最艰难的是冬天，扛着六捆柴禾翻山越岭往家扛，遇上冰雪天，上岗的时候一步没踩稳当，就跌倒滑下去，让本来筋疲力尽的身子彻底散架。每到这时，有的人继续坚持，有的人就放弃空手而归了。有的人跌倒滑下两次后，实在没力气了，就放声哭起来。有的人哭了一气再坚持，有的人被熟人帮忙，把柴禾扛上岗去，有的人干脆仍下一半愁苦着脸回家。

　　 　那时候几乎家家都有一个柴禾垛，一捆捆柴禾垛得整整齐齐，上面收出尖顶，高高的像座房子。那时候家家比柴禾垛，谁家柴禾少就被别人“贫计（品头论足），说这家人真懒！

　 　　我们家柴禾烧不完，妈妈就张罗卖，一毛一捆，卖了钱给我们买“高价粮”吃。母亲挂在嘴边的话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

　　 　妈妈有饿死不弯腰的刚强劲，却为了增加营养，她敢吃豆猪肉！那是七五年前后，一杀猪总有豆肉，一刀切下去，豆直往下掉。当时的说法是，吃了豆肉会长癌，顶多能活二十年。年轻人就不敢吃，大人也不让孩子吃，只有少数老年人吃，就不好卖，价格相当便宜。好猪肉那时是两块五一斤，一块八九的也有，豆猪肉五毛一斤都没几人要，妈妈却买了几回煮了吃。

　　　 豆猪肉虽然有豆，肉香却还是那个香，我们看着妈妈吃眼睛就直，嗓子总有口水往下咽，妈妈就说，你们好日子在后头，俺也不少死了。“不少死”就是活够本的意思，死无所谓了。每当妈妈遇到“豁出去”的时候就说“俺也不少死了”，现在妈妈吃豆猪肉也这么说，我们真就觉得好恐怖了。想到二十年后自己才三十多岁，还没有妈妈现在大呢，就只能忍住肚子里的馋虫。

　　 　当时我不仅感到恐怖，还可怜自己，我觉得妈妈吃的是弥漫着香味的慢性毒药，自己二十年后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好在二十年后妈妈还活得好好的，但每想到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让肚子有点油水，心里总免不了酸酸的。

　　 　妈妈总是能表现得刚强又乐观，不仅对于劳累，对身体的疾病也是这样。有一年冬天，妈妈身体不好，疼得直哼哼，说自己不行了，二哥和三哥用爬犁把妈妈拉到矿上的职工医院，检查后院长说得了癌症，妈妈说，你才得癌症了呢。院长劝妈妈住院，说不能挣钱不要命，妈妈说要命没钱不也得饿死，谁喝西北风能活着？最后妈妈只开了点止疼药就回来了。二十年后院长死了，妈妈还活得好好的。 

　　 　妈妈刚强，乐观，生气的时候也是有的，但愁苦却不多见。我只见过一次妈妈愁苦的脸。那是一年冬天的晚上，我看到妈妈坐在灶坑前的柴堆上，一边织毛衣，一边哼唱。妈妈哼唱并不张嘴，声音却很大，我听不懂哼唱的是什么，但听着特别忧伤，要哭，有天塌下来的感觉。妈妈只看我一眼仍旧低头织毛衣哼唱。已经吃过晚饭好久了，外面的天已经黑黑的了，妈妈为什么还要坐要在这里呢？只是因为这里有点暖吗？我站在里屋的门口看着妈妈，盯着妈妈的脸，想看出妈妈的心思，但我看不到妈妈的眼神，无法判断妈妈的心思，不知妈妈是不是和我感觉的一样忧伤。后来我看到妈妈腿间有一个小瓶子，就更害怕了。我怕妈妈死，担心妈妈吃药自杀，却由于判断不准，就不知说什么。我把脑袋伸进里屋看了一眼坐在炕上的爸爸，爸爸的脸除了没有什么光彩，也没有什么特别难受的样子。弟弟妹妹趴在炕上玩耍，和以往没什么两样。屋里苍白而脆弱的祥和与妈妈忧伤的哼唱同时左右着我，让我不知所措，我只能长久地站在门口看着妈妈，我要让妈妈知道，不管怎么样还有我呢，我在担心你呢，我爱你，我离不开你呀！

　 　　我稍长大一些后，妈妈哼唱的曲调总在我耳边回响，她坐在灶坑前的情景总在眼前浮现。我是最怕听到这曲调的，一听就心酸要哭。我知道，那声音里一定有愁苦，有忧伤，有日子看不到出路的无奈。

四

　 　　矿山有个“毛石坡”，矿山人都叫“毛坡”。“毛坡”高如山，仰头往上看，从上到下全是从井下弄出来的白花花的石头。这些石头是从矿石中“手选”出来的，可以减少选矿厂的无效破碎量，相当于选矿的头一道工序了。文革的时候有段时间，矿山为了“夺万吨铜”，搞野蛮开采，资源浪费很大，“毛坡”的乱石坡中掺杂了许多矿石。当时有个画家为了表现矿工“夺万吨铜”的英雄气概，创作了一幅《虎口夺铜》，得到了江青的赞许，还为画作题了词。矿山从那时就红了，红遍了全国。当时《人民日报》还上了宣传俺们矿山的文章，题目叫《红日高照红透山》。我们矿山就是那时候改名的，由胡子头沟改为红透山，意思是，我们不仅红，还红透了！也是，都解放多少年了，还一口一个胡子头沟，好像还没解放似的。

　 　　玩命搞生产，安全就放松，71年6月3日出了一个大事故，井下火药库发生爆炸，死了48个人，那时候是土葬，死人得做棺材，48个人就得做48口棺材，当时的房产科负责做棺材，房产科院里摆不下，就摆到街上去了，我路过看到时，棺材还没刷油漆，白花花的让人眼晕，也特别渗得慌，其中就有在六栋房房后住草房的老毕家老大，还有妈妈班上张姨当家的。没了当家的，养了一大帮半大孩子，日子可够糟心，一天天总有抓瞎的时候，不是孩子病了，就是吃的“断顿”了，妈妈就总犯可怜心，把家里本不多的粮食分出来一些，打发我给张姨送去。有一回我去时，张姨不在家，她的三个小孩子正在炕上疯闹，任我站在地上瞅着，一个个不懂事的穷开心着。突然有个穿开裆裤的孩子蹲下去，极快地拉出一截屎来，站起后又扑上去疯闹。那截屎很干整，像热地瓜一样在炕席上冒气，大一点的孩子发现了那截屎，直接用两根手指捏起来，叭地仍到地上，那截屎就像地瓜一样扁趴在地上了，然后只把手指在裤子上蹭了两下，就继续疯闹了。尽管那时候几乎家家都不干净，但我还真没见过这么糟心而又习以为常的生活。不过我还是承认那个扔屎的孩子多少还是知道干净埋汰的，因为我注意到他的确只用了两根手指，并且还知道在裤子上蹭蹭。回家后我跟妈妈说了张姨家孩子扔屎的事，妈妈说，就你干净，小时候吃屎都不记得了。

　   搞完“夺万吨铜”，就开始搞“修旧利废”，有段时间妈妈就临时到“毛坡”上班了，也就是几个月光景吧。妈妈在乱石坡中把一块块矿石挑选出来，码成堆，按立方计酬。干这个活最能体现一个人的体能和耐力，多干一点就多得一点，这样妈妈就有了用武之地，整天干在“毛坡”，吃在“毛坡”，真是风餐露宿披星戴月了。尽管别人也和妈妈一样干，终是因为体能不行，差距就显出来了，有时妈妈一个月能开三百块钱，比矿山的一把手都多开好几倍，差不多顶我爸半年的工资了！而别人只能开一百多块钱。

　　　 干“毛坡”钱挣的是多，但不光得付辛苦，还相当危险。有一回，“毛坡”顶上倒石头，一块大石头飞奔滚下，直奔我妈而来，妈妈想躲避来不及了，只能听天由命，但还是本能地伸出一只手阻挡，没想到只这一挡，真就把石头挡住了！原来张牙舞爪飞奔夺命的石头滚到妈妈的手掌处居然停住了！当时妈妈除了感觉手掌热痛，手臂发麻外，再没受到一点伤害！别人说妈妈真是捡了一条命，哪有这么巧的？石头还长眼了！妈妈说，石头能长眼么？是老天爷保佑俺，俺没做坏事！

　　　 的确，坏事妈妈是做不来的，常挂在她嘴边的话是，人要做好事，坏事一丁丁也不能做。这话光跟我说就不下50回！

　　　 妈妈是经常做好事的，但有一件好事最能体现出妈妈的大哥风范。有一年，俺房后的老郑家让“陆疯子”家抄家了，“陆疯子”领一大帮人，个个手里拿着木棒、铁锨、镐把之类的家伙什，把老郑家围个水泄不通，骂骂吵吵的要打死郑老大，郑老大吓得从后窗户跳出去跑到老黄家去了。原来是郑老大和老黄家老二打了老陆家的人，人家来报仇来了。当时郑老大的妈妈跪在门前哭天喊地的也不管用，谁也没想到，妈妈来了几句话就给老郑家解了围。后来我才知道“陆疯子”不仅知道妈妈的倔，更知道妈妈平日的好，所以特别给妈妈面子。再一个，那时候抄家，只要家长气消了，一放话，一家人也就都消停了。

五

　　　 我记不得妈妈是哪一年到装卸队上班的，但我记得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听到别人喊妈妈“大哥”的。

　  　那时只要矿上的小火车在南山腰一喘大气，“呼喇呼喇”一响，妈妈他们就知道又“来活了”。不管是白天黑夜，也不管是冬夏雨雪天气，她们一听到火车拉着重货的响，就得穿好衣服准备听招呼，果不其然，一会就有“值班的”在胡同口喊话：大哥——，来火车啦——，大哥——，来火车啦——。妈妈听到喊声会立即哎一声，然后就把原来迟缓的动作加快了，一会工夫就穿好衣服走出屋了。

　  　喊叫的是女人的声音，几嗓子之后，喊声就由胡同口转到后趟房或更远的地方了。妈妈值班时也会这样急急忙忙去一个个地方喊一个一个的别人。无论这时是什么天气，什么时间，只要一听到喊声，装卸队的人都得走出家门，在院子里操起一把大铁锹，扛上肩，三三两两地迈开大步往沟里赶。我记不清那时被“来火车啦”吵醒多少次，只知道妈妈一听到喊声就得起炕（那时没床）去干活，而当妈妈走出屋子脚步渐远的时候，我总是庆幸她们的活儿跟我没关系，特别是大冬天半夜，妈妈去干活了，我却仍然可以在暖和的被窝继续睡觉。

　  　装卸的老娘们能干是出了名的，那时妈妈总是一身白一身黑的。回来一身白，我知道她们卸白灰了；回来一身黑，我知道她们卸煤了。她们的一身黑，是除了牙齿以外都是黑的，包括鼻子孔里面！有时煤一来就是一、二十车，一车七、八十吨，一个车门一个人，哗哗啦啦地卸，卸完了还要关好一个个巨大的车门，再把煤倒运一番。有时刚卸完，气还没喘匀，又来一趟车，就还得披挂上阵。用她们的话说，撒泡尿的工夫都没有！她们还经常装卸钢材木材什么的，矿山上用的那大钢管、大圆木，都是通过妈妈她们的一声声号子装卸的，有限的吊车都用在生产一线装矿或吊大件了。难怪矿长都说：“装卸队的老娘们一个个牛似的，一个顶俩老爷们！”

　　  我经常能看到妈妈卸木头，因为一卸木头我们就争先恐后去木材厂扒树皮。我们都爱抢椴木扒，因为椴木可以整张扒下来，一扒一个筒，回家压平晒干就相当于一张大木板了，做大门或夹“杖子”，都是顶好的材料。

　　  火车停在木材厂的坡上，妈妈她们全凭着力气，先喊着一二三的号子，把又粗又长的圆木举过头顶，再同时把木头掀到车厢外，木头就顺坡下滚下。坡下是等待的人群，一扔下椴木，人们就蜂涌而上去抢。谁先抢到了，就把椴木从横七竖八的木堆中搬运出来，弄到一边去扒皮。抢木头是相当危险的，稍一疏忽大意，横七竖八的木堆就涌动，很容易砸了人的。那时候总有砸人的事情发生，所以一到卸木头时总有木材厂的人负责看管，不让抢，但多数时候不管用，看着一根粗大的椴木扔下来，总有不听劝的人疯了一样冲上去。那横七竖八的木堆就像巨大的木浪，人冲到其中看上去小小的，眨眼间就容易被淹没的，所以看的人都心惊肉跳。

　　  当然也有心眼儿活的。他们先来到木头车上，用绳子把椴木绑了，这叫“占木头”。当然，只有极少数有关系的才可以这么做，一般人是搞不定的。当椴木卸下时，别人就不能动了。动就得打架。

　　  六栋房好多当母亲的都是装卸队的，整个装卸队就是一支娘子军。不过，娘子军里没有大姑娘，完全是百十来号“老娘们”。没有大姑娘的原因是，装卸队工作太苦太累太脏又危险，“姑娘家”受不了这个罪。别说“姑娘家”，就是小伙子也干不了这个活。装卸队上曾经来过几个小伙子，没干几天就跑了。

　  　装卸队上那帮“老娘们”都来自天南地北，她们个个都是生了四、五个或六、七个孩子的母亲，大多来自农村，从小受过太多的苦难，所以她们都有让人不可想象的耐力。按现在来看，与其说她们是工作，是为新生的共和国做贡献，不如说是在拚命，是为那一大家子人拚命的，比如卸木头，一根根圆滚滚贼老粗，那是人力所能干的么？是女人能干的么？我想，妈妈她们绝对不会有当时宣传的那种不可思议的革命精神和浪漫理想——“我们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她们这些新中国的妇女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做着最艰苦的工作，一个朴实的目的，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吃上饱饭，最好过年的时候还能穿上一件新衣。

　  　当时粮食是供应的，家家一大帮孩子都在长身体，吃饭越是不见油腻就越能吃，好多家庭和我们家一样，粮食不够吃，就实行分餐制。分餐只是分玉米饼子和玉米粥，没菜可分的。孩子吃不饱，当母亲的自然就挨饿在先了。那时我们每人每月只供应二两半油，省城的人每人每月才供应三两，所以当时省里姓陈的一把手被称为“陈三两”。

　　  装卸队的老娘们出名能干，而我妈妈在装卸队里又是公认最能干的。这就不得不说一下妈妈的体格相貌了。

　　  妈妈高高的个子，头发是自来卷儿，但由于没有时间打扮，头发总是乱蓬蓬的披在肩上。但只要她稍一收拾一下，派头立马就出来了。我们家早年镜框中有一张妈妈的照片，圆圆的脸的四周是披肩的卷发，平肩的黑色呢子大衣板板正正，看上去就是30年代的都市青年，虽然不漂亮，但相当有气质。有时我会把妈妈想象成女侠秋瑾的，虽然我不确定秋瑾长得什么样。由于妈妈个子高，别人都喊她“大个子”。妈妈力气又大，她总是先干完自己的活再去帮助别人，所以在装卸队的老娘们当中很有威信，虽然在装卸队不是队长，说话却比队长还管用。妈妈威信高还有重要一条，就是妈妈能“把一碗水端平”，说话公道，谁有什么事总是找妈妈评理，这样人们就由喊妈妈“大个”转而喊“大哥”了。特别是妈妈的手纹真值得一说，那手掌中的事业线从内关纹直通到中指根。妈妈曾感叹说，要不是我妈拦着，让我上朝鲜战场，我最差也是个将军。妈妈说的也不是一点不靠谱，妈妈吃亏就吃在没有文化上了，我相信，要是妈妈有一定文化，说不定会是个什么官呢。不过，没有文化的妈妈有时候在休息室等活（来货车）的时候，就成了装卸队里的判官了。当妈妈坐定，一个个老娘们就围拢过来，把与同事与邻居的矛盾，与家中老爷们的叽咯，都向妈妈倒苦水，妈妈几句话就把事情给摆平了。妈妈经常能站在对方角度看问题，也开导别人多体谅别人。妈妈挂在嘴边的话是，“不要乌鸦爬在老母猪身上，老是只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

　　　 妈妈对别人的热心肠是不暇思索的，她总是能把对别人的付出当做一种获得，这个获得就是一个“好”字。妈妈常说的一句名言是：可不能让人家说个不字。

　　  妈妈在装卸队一干就是十多年，她就是凭着流汗，硬是捧回家一个市“三八红旗手”的奖状。妈妈她们在苦累中度过了漫长日子，我想那日子当中大概偶尔也会溜出些她们特有的荤嗑（乐子）什么的，有了此类的“逗闷子”，她们的脸上也就会偶尔泛起难得的笑容了。

　　 　到了一九七八年的时候，妈妈她们突然成了“娘家不亲，舅舅不爱”的人，因为这时矿上成立了集体管理站，矿山子弟包括哥哥他们下乡回来，都成了“大集体”，妈妈也要进矿里当“大集体”。

　　 　妈妈她们原来属于镇上组织的临时工，却长年给矿上干活，有点像现在的劳务派遣性质，干了几十年，妇女们一个个年龄都大了，有的都五十岁上下了，最后却还是个临时工，只要一离开装卸队，就还是个没有任何收入的家庭妇女了。妈妈她们想象到了未来的处境，意识到了“劳保”的重要性，就开始找，找镇长、找矿长，要给自己找个有出路的未来。

　　 　但是，如果妈妈她们转到矿里来，与镇里就没了关系，镇里每年就收不到大笔的劳务费了，所以不爱放人。而矿里也不爱收，因为不愿意担负退休金。用临时工多好，说用就用，说不用就爱哪哪去，一个个临时工干不动了就自管空手告老还乡，为国家政府省了多少麻烦。

　　 　队长例行公事找了一阵子不起作用，妈妈就说，现在咱们就是“爹死娘出门，个人顾个人”，成不成就得靠咱自己了。于是她们选出一些“代表”，妈妈在大伙的拥戴下成了“带头大哥”。妈妈苦大仇深，小时候要过饭，工作又是没说的，找到哪都能理直气壮，再大的官她也不打怵，有时在机关单位上找不到领导，就找到领导家里，吵吵嚷嚷的，指责领导心肠都黑了，都顶不上个日本鬼子了。“代表”们在我妈脸上从来看不到畏难情绪，一个个的也都能放开了胆子据理力争。有的说，不给我们算退休，我们就没完，找到中央去。有的甚至“扬言”：只要大哥一句话，我们就不卸车了，看你们还怎么生产。这就有点要闹罢工的意思了。好在那个时候起码在宪法上还是允许罢工的。

　 　　那时整个矿山也没有什么好房子住，镇长就住在俺家房后，有时妈妈她们找到镇长家，“讲理”的声音我在家都能听到。我听到妈妈说，毛主席说我们妇女能顶半边天，俺们哪个老娘们不顶个老爷们？干了大半辈子，半边天说不要就不要了？你还是不是党员？共产党教育你卸磨杀驴啦？

　　 　镇长我叫他高大爷，是东北抗联打游击出身的，没什么文化，凡是到家里谈工作的，都是由老婆出面应对。镇长老婆我叫她高大娘，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不仅长得好，说话也有水平，还有同情心呢，偶尔从后窗户给我们家递自家地里产的东西。这都是因为我和他儿子经常在一起玩的缘故。也许高大娘从我们家联想到别人家，一个个老娘们养育一大帮孩子不容易，劳苦了大半辈子，年龄大了没个收入没法活，就好话答对，说这事关键在矿上，只要矿上要，说给变，他家高镇长肯定放人。

　　 　攻下了一方堡垒，就可以集中精力攻另一方。也许因为那时候单位都姓公，上边也有政策，最主要的有“只要大哥一句话，我们就不卸车了”的紧迫，妈妈她们最后真就争取成功了，由临时工转为大集体，退休有保障了。虽然三十年后退休金才一千二三，但总不至于喝西北风。

六

　　  妈妈退休后一天也没闲着，一开始卖花生、瓜子，白天在街上卖，晚上背个口袋到职工宿舍卖，那是七九年，做生意搞买卖还有些不好意思的，当住宿的技校同学和我提起妈妈到宿舍卖东西的时候，我的脸就发热，怪难为情的。后来做生意的越来越多了，一个个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好多人甚至有了“有钱便是大爷”的心态和表现，我就感觉劳动发家致富也是挺好的。不过，当我天天看到妈妈晚上在厨房炒花生，炒瓜子，一锅一锅烟熏火燎的干到九、十点钟，心里就烦乱糟糟，心想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多亏没让我做什么，要是让我做，我自杀的心都有。

　　  后来妈妈在市场有了固定的摊位，卖蔬菜，卖水果，卖西瓜，有时还卖鸡。卖鸡我是出了大力的。爸爸妈妈把几十只鸡还有其它东西买回来，鸡就交给我了。这时我已经工作了，虽然不愿意参与家里的买卖，但心态变了一些，心中不再有什么抵触情绪了。我把鸡一只只杀掉，然后放入口袋用自行车带到班上去，在门卫的烧水房把鸡烫了，拔毛开膛破肚清洗，真是大开杀戒了！由于收拾一只只鸡的动作都是重复的，就有了流水线作业的感觉，居然想到了《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

　  　那时候每隔两天得接次站，只要晚上八点左右听到小火车一响，我就得往南山的火车站跑，因为爸爸妈妈又从市里进货回来了，大包小包的一大堆，去接他们就不用一趟趟的往回倒了。接回来，爸爸妈妈吃了饭，还得一样样的收拾，一直忙到十点多钟。我最愁的是，第二天早上各种东西得装车，然后推到沟里的市场去。我们家在沟外，往沟里去是上坡，每天早上爸爸妈妈一前一后，一推一拉，小车轱辘慢腾腾的转，承载着一天的吆喝。

　　  有时礼拜天，我专门推过这小车，虽然自己年轻力壮，把车推到市场也累得汗流浃背。平时工作时，在路上也会遇到爸爸妈妈，看到他们弓着腰，艰难地一步步前行，我自然不能视而不见，必得帮着推上一程。车轱辘不大，一尺见圆，死胎，不用打气，扎是不怕扎了，转动却慢，车上货又多，铺天盖地的，推拉起来就费力了。骑自行车的人快速超过去了，步行的人也轻松的走到前面去，我们却如老牛拉车，路就显得好长好长。有时妈妈怕耽误我工作，不让我拉，说，我们不着急。有时爸爸说，知道你不想拉，赶紧忙你的去。尽管爸爸妈妈说这说那，我并不是全听，有时我会一直帮着拉到市场，有时工作真急，就骑车逃离了。而我知道，我可以躲开，爸爸妈妈却是躲不开的，因为这是他们自找的营生，他们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直到他们再也拉不动时为止。

　　 　比较而言，不仅种地妈妈付出的最多，做这小生意，妈妈也比爸爸做的多。货拉到市场后爸爸可以去下棋了，妈妈却还要忙一天，只有到收摊时爸爸才来帮忙。再就是到市里上货的时候，他们全凭手提肩扛把大包小包弄到车站后，母亲蹲车站守着东西，饿了就啃口面包，父亲得空则去找个饭店喝酒吃菜，然后再一起坐晚上的火车回来。这本来是太不公平的，妈妈却心甘情愿，因为在妈妈心目中，爸爸是有文化的人，在机关当个会计，偶尔还写个文章发在报纸上。用妈妈的话说，爸爸是有“墨水的”，在外面让人看着得有个模样，老娘们谁爱说啥说啥，干活也不是啥磕碜事，我也有的是力气，能干动。

　　 　只是在妈妈跟爸爸生气的时候才说，你是资产阶级，我是劳动人民，咱们不是一个战壕的。妈妈这么说，绝不是什么风趣，她是从心里高看爸爸的。她向来对亲人和熟人都是宽容的，忍让的，对日常接触的人也是能帮就帮，而对她认为的恶人，却反映激烈，把她的山东倔脾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矿上的市场紧挨着百货商店和副食商店。这里摊位混乱，人员嘈杂，有一阵子这里有好多人丢钱，不用说，这里出现小偷了。

　　 　一天中午，妈妈正卖东西呢，一回身，发现装钱的盒子没了。有人说，刚才有个穿什么样衣服的男人站在这里了，应该是他拿去了，刚刚往下边走了。妈妈就让人看着摊，顺着大道往下追去了，追到镇饭店，心想小偷能不能到里面吃饭呢？就进去了。由于当地人都认识，外地人一眼能看出来，妈妈真就在饭店把小偷逮住了。把小偷弄到矿上的公安处，一个姓刘的干警让妈妈先回去，听候处理。

　　 　妈妈等待两天没动静，就到公安处找，一问，说人放了。妈妈再问钱呢？说没收了！妈妈就“不让个”了，大声吵嚷起来。刘干警说，赃物没收了怎么的？在这吵吵什么吵吵！这是什么地方你知道不？妈妈一听气就来了，回答，就是阎王殿又能怎么的？难道这里比阎王殿还厉害？我的钱凭什么不给我！嗯？我血汗挣的钱到你这怎么就成赃物了？这公安处还赶上胡子啦？开抢了？

　　 　尽管妈妈可劲吵骂了一气，气是出了，但钱是终究没有讨要回来。妈妈回到市场后仍旧高声嚷嚷，什么玩意，吃人不吐血，真赶上个阎王殿了！

　　 　我和三哥听说后都到了市场，听了经过心中确实来气，但也觉得妈妈嚷嚷得也太狠了点。心想，这也多亏了公安处真没理，也在于都知道妈妈的脾气倔，要是公安有一点理，非把妈妈弄进去不可。那个姓刘的干警也是，太他妈赖，小偷都给你抓来了，还是人赃俱获，小偷你放就放了，怎么处罚随你了，而妈妈的钱是被盗的，你总该还回来吧？你一贪得无厌，妈妈一嚷嚷，影响多不好，整个公安处都跟着你吃锅烙了！

七

　　　 也许是做小买卖有了些积累吧，突然有一天我们家买了一台大解放。解放汽车虽然是旧车，但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停在设备库的院里，引来好多人来看，在矿山引起的轰动确实不小，都说俺家老有钱了。当时是“万元户”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的时代，有了大解放一定也是“万元户”的，但俺家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也不知道问，反正有了车我总感觉脸上是有光的。这是整个矿山第一台个人拥有的汽车啊！想一想吧，整个矿山光职工就有一万多，加上子女家属，还有镇上的人，足有五万人，相当于一个小城了，却只有俺有一台大汽车了！我知道，这台车是爸爸妈妈拚死拚活劳动的果实，尤其是凝结了妈妈流淌的数也数不清的血汗。

　　 　俺家请了六栋房后面住的孟叔开车。孟叔是消防队退休的，开了一辈子车，那真是一把开车的好手。有那么一段日子，爸爸和孟叔总在俺家抽烟唠嗑，谈论着怎么样找活，却终究没有揽到什么工程，只是每隔一段时间为俺家拉一车西瓜或是梨，堆得俺家满院子都是。没有多久，汽车就卖掉了。

　　　 应该说，爸爸妈妈的想法是不错的，要是能找到关系，揽到什么工程上的活，那就省了妈妈一天天蹲市场摆摊拎秤杆子挣辛苦钱了，说不定若年后，俺家和许许多多的富人一样，拥有工厂、矿山，拥有公司、连锁店。可惜爸爸天生不爱说话，不是善于搞关系的人，多少年来除了和几个棋友下象棋，根本不跟领导接触。妈妈只是个凭劳动干活过日子的人，当初找领导也是为了大家的事，还说上句，不知道给领导面子，所以就难和领导有什么交情。往根本上说，与领导处得好不好，近不近，跟一个人的性格品行有关，妈妈抱定的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处世态度，爸爸是自命清高的人，这就注定了俺家的生意不会有什么大发展。可以想见，一天天蹲市场摆弄秤杆子，就是再能吃苦，谁能挣多少钱？从古到今，有没有犯法的事咱不说，哪个做成大生意的不跟权力有关呢？

　　 　后来清理市场，让有固定摊位的商贩都迁到育红一校对面的道旁去。道旁就是大墙，墙有五、六米高，下面仅有六、七米宽的河滩，河滩上是些垃圾。垃圾是学校学生倒的，以前我在这里上学时，扫除后就把垃圾倒到这里，来大水就给冲走了。这样的地方让人一看就犯愁，因为没有地方让你摆摊，你总不至于下到墙下去，面对脏兮兮的河套叫卖吧？所以一些人就干脆不干了。

　　 　尽管环境不好，但毕竟属于政府批给你可以做买卖的地方，你干就是合理合法的，到别地方就收拾你。也许这正是政府管理部门吸收民间资本“开拓”市场的一个巧妙手段吧。好在妈妈有超强的毅力和耐力，只要是出力气就能克服的事，在她的眼里就不是事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偶尔在学校前路过，看到妈妈卷着裤腿，站在墙下的河水里，往河滩上捡石头，腰一弯一弯，手一甩一甩，遇到大石头，就两手搬动。这是改造山河的举动，但只有妈妈一个人的手力，像蚂蚁啃骨头一样，前景是遥遥无期的。妈妈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还干个什么劲呢！我看着妈妈心疼，劝她别再干了，她却说，别管我，我就是爱受苦，我就是爱遭罪。再多劝她就不耐烦了，说，要呆呆，不呆赶紧走，别管我闲事！

　　　 天下还有爱受苦遭罪的人吗？绝对没有的，妈妈那样说，只是不想让我们劝她，她勤劳惯了，并没有把劳动当做痛苦的事，她不是总说么：人不劳动还活着什么劲！她现在劳动的想法是，只要身体还能动，就为儿女们多挣一点。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爱和付出。

　　 　不只是我劝，哥哥也劝，熟人也劝，劝不了，就不能眼看着妈妈自己苦干，抽空也来到墙下的河滩，平整加高河滩，外围垒上石墙，又买来、要来铁管，支起架子，铺上铁板，焊结成与大道一样高的平台，又买来水泥、空心砖等建筑材料，在平台上盖起了房子，开了饭店。后来又围绕墙下的铁架子砌上墙，饭店就成了二层楼。

　　 　我们家搞出了模样，别人就效仿，陆陆续续就有好多店铺沿大道一字排开了，使原来光秃秃灰溜溜的河滩，变成了商业街。这归功于政府的精心规划，归功于政府的巧妙利用，只是河滩变窄了，平时没什么事，赶上发大水，河套不畅，大水就漫上大道来冲个乱七八糟。也是，你跟水过不去，水就跟你过不去，不给水出路，水自然就要自己找出路，找不到就急，自然就要横冲直撞了。从一定意义上说，自然界的水跟社会上的人也是差不多的，只要人人有路可走，走得好好的，谁还想自寻烦恼另找出路？

　　 　开饭店也不是个容易事，由于矿上是属于熟人社会，要的都是回头客，就得处处让人满意。单位记账欠钱你得等待，个人记账欠钱你也得等待，等待久了，钱没进多少，账本却一摞摞的，就得讨债。特别是一到开工资的时候，爸爸就跑到各个单位去，管欠账的人和单位要钱。要急了，人家就不高兴，有的就不来了。有的个人钱还欠着，甚至已经欠了好几次了，就找借口不给做，说厨师不在之类的，可人家说，这次给现钱，就做了。有的吃好喝得给钱，有的仍然耍赖皮，还说下次给。耍赖皮的人也分好几种，有的就是个耍赖皮的人，有的不仅耍赖皮，还偷窃打架整天惹事，有的就进去了，有的死了，账就成了死账，没个要了。有的耍赖皮赖到什么程度？来一伙人吃饭，吃差不多了，又来一个，先吃的都哑不悄东的走了，让后来的结账，人家说，我就吃口菜，喝口酒，值几个钱？管我要什么钱！这种人，真是让爸妈烦死！

　　　 小老百姓做个小生意真是不容易，除了答对赖账的，还有收税的。给了好处税就可少，答对不好，税说多就多了。管你的部门还多，哪个都觉得自己了不得，答对不好麻烦就来了。还经常有特别情况，让你自己吃饭都不得安静，不过有时也怨自己心肠好。有一年十一放假过中秋节的晚上，成家另过的儿女们都到饭店吃饭，老老少少十六、七号人，做好一桌子菜刚要吃，来了一帮新分配来的外地大学生，说别的饭店都不开了，能不能在这吃点饭。看着他们如同“天下沦落人”的样子，全家人几乎没有谁反对，就把一桌子菜让给他们吃了。俺家的厨师也放假了，只好自己再做。

八

　　　 开饭店不易，岁数也大了，妈妈就在香港回归那年把饭店卖了，得了六万块钱。这六万块钱，妈妈存啊存，存啊存，存了十多年，到现在（有时妈妈会把到期的利息拿出来一些分给一个个准备结婚的孙女）还是那么多！这就是干了一辈子苦力，做了二十多年生意的妈妈所拥有的一切财富！要是当初那六万块钱买房子，平房能买十多个，矿山的“集资楼”也能买三、四个，放到现在出手的话，能赚到五十多万。妈妈有时就叹气说，现在这钱真毛啊！

　 　　妈妈上了年纪以后，也许是有闲心了吧，全家聚会的时候，她喝点酒高兴，总爱唱几句，不过没一首是现在的歌，都是49年以前山东老区的老歌，什么《等情郎》、《十三杯茶》，有好几回她要唱《八路军拉大拴》，却没有想起歌词，就又唱起了《等情郎》：“……做了四个菜：一碟花生米，一碟海带丝……左等不见来，右等不见来，就盼推门进，坐在哥哥怀……东方天已明，西边冷清清……”  

　　 　《十三杯茶》的歌词很好，第一杯送爹爹如何，第二杯送俺娘如何，又送哥哥送嫂嫂的，第七杯茶送给自己如何，一直送到十三杯，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有时我就想，这么好的老歌，要是妈妈不能唱了，也就失传了，所以我几次想录下来，拖了好久想录时，妈妈却说不会唱了！时隔多年之后我努力提醒妈妈，妈妈忘记的闸门好像突然打开了，唱道：“第七杯呀送俺自己，送俺自己上战场呀，上了战场打东洋……”妈妈虽然只唱了几句，但“上战场”三个字唱得语气加重，特别有力。想必任何人对上战场都别有一番情怀吧。

　　 　2013年中秋节，我和女儿去看望妈妈。我陪哥嫂在厨房聊了几句，便来到妈妈的房间，发现女儿正在陪着她奶奶说话。当时女儿正拉着奶奶的手，看上去女儿很懂事的样子。我也凑过去，想营造一个三代人亲近的情景，这时女儿掏出手机来，对着她奶奶的手拍照，我心中一热，知道女儿也多多少少懂得她奶奶的手了。

　　 　我感觉女儿真的长大了，但还是问了一句，为什么拍你奶奶的手？

　　 　女儿说，我要把我和奶奶的手一起拍下来，你看这对比，明显不？

　　 　我看到，两只手的对比是相当强烈的。一只手是白白的，细嫩的，修长的，另一只手是苍老的，粗糙的，松懈的，并且青筋暴露，血管突兀，其间布满了老年人特有的黑褐色斑点，那是岁月的标记，是风雨的痕迹，那是经历了无限超负荷繁重劳动历练的见证。虽然妈妈80岁了，但和我们沟通交流仍同以往，这时很配合地让她的孙女拍照，还伸出另一只手，用母指和食指把手背上的肉皮捏起老高，说，老喽，你看这老的，皮儿都不粘肉了！

　　 　看着妈妈的手，听着妈妈的话，我知道，这双苍老的手也曾经是白嫩的，只是因为繁重又频繁的劳动，变得黑灰而老朽，但这双手在我心中却是异常美丽的。这是一种劳动的美，是上帝郑重而亲切的奖赏，是人类一生所能获得的最耀眼的荣光！

　　　 妈妈是真正辛辛苦苦劳累了一生的东方女性，直到累弯了腰她也没有停下来，她的坚韧和刚强，她的任劳任怨，在她的同龄人当中是出类拔萃的。妈妈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干的女人！哪怕再贫穷落后的国家的女人，也不会有谁能像妈妈这样吃苦耐劳了。我甚至要说，这个星球上出现过的所有女性中，妈妈是最能干的一个！

　　　 我有时就想，妈妈怎么能有那么大的耐力，有那么大的能量？身为一个女性，怎么能表现出那么样的刚强？妈妈自己总说，我就是爱吃苦，我就是爱干活。我知道妈妈说的绝对是真心话，可是，天下哪个人真的爱吃苦爱干活呢？而且又是又苦又累又脏的活！我觉得，妈妈内心中是有动力的，这个动力，再简单不过，就是为了儿女，为了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而这，却是最动听的！

　　 　晚上吃过饭，我执意要跟妈妈住一个床，我想在妈妈有限的生命中，多跟她呆些时间，呆得更近些，多感受她的气息，多听些她的唠叨。这也就是我眼下孝敬和报答妈妈的方式了。

　 　　妈妈坐在床上，人瘦瘦的，腰弯曲着，打着半圆的卷儿，她一天天总是这么长时间地坐在床上。我感觉到，这个姿势保持得久了，她的腰越来越弯曲了。电视开着，是山东卫视。妈妈年老后，电视看或不看，频道永远定在山东台上。妈妈是山东人，她娘家的亲属，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全在那边。妈妈已经耳背了，听不到电视里的声音，但只要有画面就够了，这不耽误她的思念和神往，她的思绪一定在山东和东北之间，在孩童与年老的八十年间不停地游走。

　　 　妈妈这两年有时嘟囔要回青岛看看海，而真要张罗去时，她又笑了，说，净哄我，那不把我折腾零碎啦？我们也都知道妈妈是经不起折腾的，我们只是顺着她，盼望她能开心地多活几年。妈妈却总是豁达地说，俺也不少死了。这是妈妈经常的态度，几十年来她一直这么说。我就以为人到年老都会把生死看得很淡的。

　　　 我不知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夜里我突然醒来，听到一种声音，细弱又遥远，感觉是天际传来的诵经的声音。仔细听，是从妈妈嘴里发出来的。她自言自语，声音虽低，频率却极快，好像是在与神灵说话，我凑近妈妈，再细听才知，妈妈说的是“心情好，身体好，心情好，身体好……”透过窗帘漫过来的微弱夜光，我看到妈妈弯坐床上，头埋胸前，双手合十于头顶，庄重而虔诚。原来妈妈多么愿意多活啊！世界上哪有不愿意开心的活着的人呢？

　　 　后来妈妈发现我醒了，说，人还真能活90多呢，前楼的老刘太太都活96了！妈妈这么说，说明她已经改变了“俺也不少死了”的态度，她现在多么愿意多活啊！为了妈妈能好好的舒心的多活，我怎么做才会更好呢？

　　 　妈妈劳苦了一生，而劳动是人类最美的行为，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妈妈和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够多福多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