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振中

    翻开又一期《抚顺作家》，那么多青春的面容和鲜活生动的文字跃然眼前，让我这个已逾花甲之年的“老作家”感奋之余不由得忆及当年助推自己踏入文坛的抚顺文学刊物《五月》，和主要负责人、编辑杨麦老师。这两本刊物期间跨越了三十多年，往事历历，岁月流金，从中也展示了抚顺地区文学事业发展的风雨历程和跫跫足音。

　　众所周知，一个地区文学事业的发展，需领导机关重视外，有赖于媒体和文学期刊这个载体，有了一本好的刊物和办刊人，就会有阵地，进而有好队伍有好作品。今天，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抚顺地区在文学创作方面拥有不断壮大的一批新老作家在辛勤笔耕，成果迭出，共同打造一派繁荣兴旺的局面。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作家，忆及自己的创作经历，都会感慨丛生，自然会记起当年的《五月》杂志。我和杨麦老师——一个业余作者与编辑，在《五月》的编辑部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想起来，意趣盎然，让我心潮难平，很是感动，不由得诉诸笔端，倾情于怀。

　　80年代初期，我在县办企业当厂长，因政治大潮的影响，我们那批年轻干部受到“冲击”，辞职后闲暇之余便写起小说来。记得在一个春日，我拿着一篇约4000多字的小说《高老大与电视机》冒昧地走进地处东六路13号的文联《五月》杂志编辑部。那是一个简陋而又整洁的一楼一个小屋子，几个编辑坐在一起；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还给我倒了杯水。第一个和我握手的便是杨麦老师，我望着他微胖而又白皙的面容，一脸的慈祥和近视镜后一双和善而又睿智的眼睛，一种敬意和亲昵油然而生。记得，他们刚吃完自己带的饭，盛饭的家伙还都没洗，杨麦老师便接过稿子埋首看起来。我喝口水打声招呼，抹身到街上购物去了。个把小时后我转回来，杨麦老师便让我坐在他旁边，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小伙子，写的不错，挺有味道的，细节抓得挺好，看来你很有文字基础。他边擦眼镜边冲着我说，标题还需要再斟酌一下。当我告别时，他起身站起来，用手拍着稿子很郑重的和我说，以后写东西，字迹可要工整一些呦，不要潦草，不然看稿的人费时不说，也容易心烦！话说得再诚恳不过了，我听了很是感动。没想到杨麦老师——一个出名的大编辑对我一个年轻作者竟这么热情；更重要的是，他对我这篇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让我创作的心气陡然鼓胀起来。

　　没多长时间，这篇小说便在《五月》杂志头题刊出，标题改为《一墙之隔》。看了杂志上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名字和编辑改就的生花妙笔，一股暖流和敬佩之意在心头荡漾。

　　杨麦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他是春风出版社的大编辑，曾给很多大作家如浩然、玛拉沁夫、马加、韶华等看过稿，当过责任编辑，参与编写了《辽宁建国三十年小说选》等大型文集。他也是辽宁在全国著名的作家。我也从《鸭绿江》、《作家摇篮》、和《五月》杂志上、报纸上，看过他的作品，受到他作品中浓重的乡土气息、人物命运和语言风格的感染。

　　在第一篇作品发表的几个月后，我又写了一个短篇，反映三中全会后农村孩子辍学题材的《骑在牛背上的孩子》，然后我把这篇稿子送到编辑部。杨麦老师和高其昌、杨尚青还有新调来的大学生编辑刘永华，对我很是热情，尤其杨麦老师对我更是格外亲近;因为在杂志上发了第一篇小说，我向杨老师和几位编辑表示了谢意，杨麦老师听了，笑着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看着好稿子，谁都乐，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话说的轻松而平淡，但我心里暖融融的。这些可敬的编辑和这个二十多平米的小屋让我从里到外感受到一种“家”的温馨……

　　没想到这篇小说很快就在《五月》刊出。后来听编辑刘永华告诉我，你那篇小说杨麦和大家非常看好，把本来已定发表的他写的小说给撤换下来，发了你的那篇。听罢，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连连对永华说，实在对不起，亏待你了！永华笑着说，杨麦就是这么个人就这么一个打法——认稿不认人······

　　好一个“认稿不认人”，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编辑风格和职业操守啊！

　　以后，和他们熟悉了，我常到编辑部看杨麦老师他们，杨麦老师除了和我谈文学也谈工作和生活，他至诚的话语，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启迪和帮助。从《五月》编辑部那里，更让我深切的感受到一种文学的魅力和他们那里的和谐和温馨，一种文坛特有的清风扑面而来，更激发和感染了我的创作热情和对杨麦为首的编辑们由衷地敬重。

　　文学的大门就这样自此向我这个逆境中的“山里娃”敞开了……

　　杨麦老师的编辑作风严谨，他的编辑水平在省内外是知名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么著名的一个大编辑能潜心在《五月》的杂志上扑下身子，苦心经营，诚挚于事业，其境界是多么高尚啊！由于他的艰辛努力，《五月》杂志办出了自己的特色，不论在栏目设计上，还是作品的质量上，在省内各市堪称一流，影响很大，成为大家争相阅读的地方刊物，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市培养青年作者的一块重要园地和摇篮。

　　办刊过程中，杨麦老师特别注重发现和培养青年作者，对每个初踏文坛的青年，他都谆谆善诱，对其稿件认真审读，提出中肯意见，有时大段的给予修改。看着他在稿子上圈圈点点和他所留下的一行行娟秀的字迹，有谁能不为之感动呢？

　　由于他的努力，多年以来，通过《五月》杂志，很多作品跃了“龙门”，上了台阶，也有的成为省内和国内著名的诗人、作家，有的还成为国家文学大奖的获得者。更重要的是，他让一大批像我这样的“文革”失学生们，从迷茫中走近文学，感知文学，挚爱文学，坚守文学……

　　杨麦老师对年轻作者的精心培养还体现在多方面。一次，他让人打电话通知我到编辑部来一趟，见面后他告诉我，市教育学院李惠林副院长读了你的小说后写了篇评论，写的很好，这期准备刊发。当他知道我并不认识这位副院长时，再三嘱咐，一定要去拜望一下。他说，做人是写作的前提，没有人情味怎么能写出感人的东西。要知道，人家给你写篇评论，那是很不简单的事！听了他的话，我照办了。至此，市教育学院李惠林副院长与我成了“忘年交”。他的为人和学识，说来，对我一生的成长和影响是很大的。后来知道杨麦和李惠林院长也是素不相识的，从中不难看出，杨麦老师对我们青年作者的心灵培育是多么的体贴入微啊！

　　他还特别注重拓展青年写作者的艺术视野，他常说，延安时的文学为什么那么红火，除了党的英明领导以外，各路精英，融会贯通搞创作也是重要方面。那时，杨麦和编辑部同仁们费尽心机搞过几次笔会和创研座谈会，对我们的创作和联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让我们终生难忘。就是说，不仅体现在作品上，也体现在与文学有关的各项活动中。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并为之感动。80年代初期，著名作家萧军和女儿萧耘应矿区之邀到抚顺，在工人文化宫做了场报告。那时，住宅大都没有电话，又没有手机和BB机，当时时间又很紧迫，杨麦老师从多种渠道费尽周折尽可能地通知到我们每一位作者，使我们有机会与会聆听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报告。还有一次是著名作家舒群到抚，也让杨麦及编辑部的同志费尽周折通知到我们，在文联与之座谈，舒群涕泪交流地谈他的人生和创作，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现在想来，这些事看来很小，但做起来却是不易，更体现出境界和操守啊！

　　以后我还应杨麦老师之邀，为《五月》杂志刊发过的短篇小说写过评论，他说，不能光低头写，也要多读多看多评，说罢，他拿起一本《五月》杂志递给我说，给你个任务，有两篇反映农村题材的小说《兴富嫂烫发》和《母亲的生日》有些反响和争议，你给评一下。他说得很肯定，不容我推辞。我只好说试试看。按照他的要求第一次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小中见大，真切感人》送给他，看了后，他感到很满意，经他修改后发在刊物上。他对一个业余作者的苦心栽培由此可见一斑。

　　记得是85年的春天，我到编辑部，正巧中午，杨麦老师示意我到外面吃一顿，我受宠若惊，大家都感到异乎寻常，对他来说，确是“破天荒”的。永华逗我说，你是三生有幸啊！在饭桌上，杨麦老师和我谈，能否考虑调到文联搞专职创作或当编辑。那时我刚到税务部门工作，他诚恳地说，那地方不怎么适合你，此外，你的性格在“仕途”上恐怕也不怎么相宜，丢了你的兴趣和长处，这样，为人就多了许多烦恼；人一生一定要找准符合自己工作和发展的位置……他讲了很多劝慰我的话，非常亲切，非常诚挚。他说，你如同意，他推荐做工作，现在也有指标，可能性很大。我心里挺矛盾。最后，我说，待和家人沟通后再作决定吧。

　　那天，是他执意买的单，愣是没给我机会，他笑着说，他的工资是我的八九倍哩。

　　最终的决定我没有去文联，但杨麦老师的深情爱意，诚挚恳切的话语，让我终身感动；年岁大了，世事洞明，更感到他对于一个身处逆境的人至诚的关爱、掏心的话语，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人生往往就是这样，有时处于当口，虽一步之差，却遥之千里；天道人意，吉凶祸福，或许，这就是人生的命运……

　　杨麦是个有故事的人。他1947年参加革命，早年加入党组织，1951年便任《东北文艺》编辑，后又在辽宁人民、春风出版社任小说编辑，是编辑出版界的精英。

　　他的文学作品也极其丰厚，他出版过多部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还有报告文学集、散文集和歌词等。他的长篇小说《月是故乡明》是他的代表作。他也是我市最早出版小说、报告文学和歌词创作的作者。他早年便加入中国作协，是第一批被编入《中国文学家辞典》的作家。他一生命运多舛，几经坎坷，但他无论在上边还是在基层都怀着一腔对党对人民的深情，扎根生活，苦心耕耘，无怨无悔，尽职尽责。他一生从事文字工作，特别重视作品的正能量，不论是搞创作还是当编辑。他主持和主编的《五月》杂志，能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便是明证。

　　他为人诚挚憨厚，平易平和，作风深入，乐于助人，与他相处多年的同事们都说他正直无私，工作认真求实，是难得的好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从不向人求情办事，请他吃饭从来都给予谢绝，他常说：搞文学的人绝不能成为“社会油子”！朴实的话正是他心灵的写照。

　　他于2002年6月逝世，终年74岁。他逝世于抚顺民政局吴家堡子养老院。“凡人必有俗务”。他受家庭际遇的影响和盘根错节的家庭纠葛的折磨，晚年身心交瘁，有些事苦不堪言。我曾去看望他一次，他与我说了些很有感慨的话，当时不太明白；世事磨人，现在深深地理解他了。

　　他对创作直到最后也很执着，他用悲凉的口气说，最遗憾的事是他在创作中的长篇小说《辽东原野》完不成了……

    在病床上聊文学，他嘱咐我要多读多写，特别要多在适合你的小说上下些功夫；要写就写能感动自己的东西，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只有写这些东西才能成功才有价值……

　　病痛折磨的他已不成样子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说的话，份量多重啊！可以说是他毕生创作的宝贵经验和切身的体会。

　　他的话和音容笑貌让我铭记在心，彻悟深深，回味无穷……

　　在我一次出差归来，听说他病故了。我很悲痛，对他的人生有无限的感叹和感慨……

　　现在想来，我辜负了他对我的期望，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在小说创作方面努力不够，着墨不多，更谈不上成果。好在有退休后的余年，在这方面一定作些微的探索和努力，苦心写点东西，丰富自己的人生，同时，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在他辞世多少年以后，人们忆及他，一致感到：他身上弥漫着一种素朴天然的真性情和对事业对人生所特有的一种孩子般的童稚和纯粹……

　　当今的社会多么需要更多像他那样的人！

　　从感恩出发。确切地说，当时我初涉文学，是杨麦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使我有了信心和动力，让文学成为我心灵生活的一种方式，成为人生的一个支点，特别是对于那时处于人生“低潮”和“彷徨”中的我，至此，有了生长的勇气和拔节的力量······

　　在他逝世已近13周年的日子里，联系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的讲话中所要求作家的，要多写 “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我想杨麦的一生倾情文学，心系人民，笔耕不辍，甘当人梯，他的作品和编辑生涯体现了这些，同时，他的人更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

　　在窗外银装素裹的岁末冬夜，我想到了五月芳草萋萋的原野，同时想到芬芳怡人的《五月》，想到了万花丛中展露着纯真笑靥的杨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