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喜鹏

     王仁斋原名王人增，又名王小工。1906年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高家村。1914年入本村小学读书，1920年考入山东省甲种农科学校。1927年王仁斋告别父母、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儿子，来到奉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王仁斋身份暴露，党组织转移王仁斋到柳河县三源浦北校任农业课教员。在学校里王仁斋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后来王仁斋的活动被反动当局发现，党组织又将王仁斋派往到抚顺煤矿开展工人运动。

　　在井下与工人劳动中，王仁斋腰部受伤。养伤期间王仁斋潜回奉天从事党的联络员工作，在一次以货郎身份送情报时，王仁斋被逮捕入狱，反动当局由于找不到王仁斋真实姓名和赤色证据，不得不把他释放。1931年春，王仁斋被党组织派到海龙县中学当教员，在海龙中学，王仁斋秘密组织起反帝同盟会。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王仁斋立既发动群众，宣传“9.18”事变真相，印刷传单，张贴标语，号召人民起来抗日。9月下旬，王仁斋在清原县大孤家村张贴标语时，被溃逃到清河沟的东北军残兵逮捕，王仁斋手中的标语和传单足以证明他是赤色分子。就在东北军残兵们要对王仁斋执行枪决时，大孤家财主的儿子赵宇霆出面保释王仁斋。这个赵宇霆是燕京大学在读学生，是个进步青年，此时他正在家里休假，从而使王仁斋化险为夷。

　　1932年春，王仁斋带领自己组建的反帝同盟会，加入进包景华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9路军中，王仁斋被任命为上校教官。由于9路军装备太差，弹药不足，在对日伪作战中节节失利。王仁斋痛心疾首，把原属于自己领导的反帝同盟会30多人和100多个决心抗日的人员组织在一起，组成了工农义勇军海龙游击队，后来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7军海龙游击队。

　　1933年春，中共海龙县委召开扩大会议，选举王仁斋为县委委员，正式任命他为海龙游击队长。1934年10月，杨靖宇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中共南满特委召开的南满特委扩大会议上，王仁斋被选为南满特委委员，并被杨靖宇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教导团政委。

　　1935年3月14日，王仁斋带部队与杨靖宇、李红光等部队集结在驼腰岭子，打了日本车队的伏击，打死子日本参事官等多名鬼子，活捉了伪县长徐国儒。随后王仁斋速返桦尖子，打掉了刚刚成立起来的桦尖子伪警察署。而后又引诱大汉奸邵本良中计，为杨靖宇攻打柳河县创造了条件。

　　1936年2月，王仁斋当先南满省省委委员。同年5月王仁斋领导的海龙游击队、教导团和独立团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师，王仁斋被任命为师长。至此，王仁斋带领三师将士在清原、新宾、抚顺、开原、铁岭、桓仁、本溪、丹东、西丰、东丰、柳河、海龙等县域频频出击，打了许多胜仗，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同时还收编了许多山林队。

　  1936年12月，王仁斋奉杨靖宇之命带部队西征，由于辽河渡口没有按季节封冻，无法渡过辽河，西征被迫终止。部队撤至清原莫日红山区（筐子沟）后，王仁斋带领三师部队仍以筐子沟山区为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战，先后发起七道河伏击战、八宝栏子伏击战、五桦顶子伏击战、警备队伏击战、老龙头伏击战、清原教堂抓日本神父等战斗。

　　1937年10月，王仁斋带领两个战士到杨大堡地下仓库取拿藏在那里的子弹遭到包学兰的伪便衣队的袭击，战斗中王仁斋壮烈牺牲在筐子沟内。

　　1982年初春，清原县开始编修《清原县志》，在调查、收集、整理、考证所需资料过程中，县政协主席孙明先和编纂人员才在外县突然发现东北抗日联军不仅在清原县战斗过，而且三师师长王仁斋就牺牲在筐子沟。这个发现让孙明先和编纂人员兴奋不已。孙明先和编纂人员一回到清原县就带领编纂人员到筐子沟内寻找王仁斋的长眠之地。

　　在当地几个老乡指认下，孙明先和编纂人员终于找到了王仁斋的墓地。此时，王仁斋的坟墓仅剩下一个很小很小的土包，而且上面已经长满了树木和荆棘。看到如此荒凉的墓茔，大家无不感慨万千。

　　从王仁斋的墓地一回到县城，孙明先就向县委作了汇报，并建议县委和县政府为王仁斋烈士竖碑、修陵园。同时建议邀请王仁斋的亲人来清原参加竖碑和祭奠活动，还建议把筐子沟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县委研究后决定在清明节为王仁斋举行竖碑仪式，并以中共清原县委的名义发函，邀请王仁斋的老家山东省文登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及王仁斋烈士的亲人来清原参加竖碑仪式。

　　信函发出去10多天后，却没有文登县的回音。为了能在清明节前把文登县的领导和王仁斋的亲人请来，清原县委和县政府又给文登县发了第二封邀请函。然而10多天又过去了，仍然没有文登县的消息。眼看再过一个多星期就是清明节，不能再等了。孙明先立刻驱车赶往沈阳，向省委和省政协领导汇报了相关情况。

　　省委和省政协的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孙明先的汇报，立即以辽宁省委和省政协的名义，与山东省委和省政协通了电话。文登县接到山东省委和省政协的电话后，立即派出两名同志连夜赶来清原县对王仁斋的身份进行核实。王仁斋本来是抗联的师长、抗日英雄，为什么还要对他和身份进行核实呢？原来在王仁斋身后发生了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

　　1937年秋，王仁斋牺牲后，由于战争的残酷，抗日联军剩余部队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把师长王仁斋牺牲的消息送到其家乡。随着战局的恶化，能证明王仁斋是共产党员和抗联三师师长身份的人也都先后壮烈牺牲。王仁斋的身份、历史和功绩，被沧桑的历史封尘起来。

　　在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法律还不健全，“阶级斗争”是那个年代的总纲。当人们发现王仁斋从1927年离开家就再也没回来时，便用想当然的思维方式推论认定，王仁斋肯定是逃到了台湾。理由是，王仁斋在山东省甲种农科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有很多人随溃退的国民党部队逃到了台湾，所以王仁斋也应该在台湾。根据这个推论，王仁斋的家人被划定为历史反革命家属。

　　受王仁斋的牵连，1955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山东省文登县税务局工作的王仁斋的儿子王建章，无故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被遣送回老家劳动改造。王建章十分委屈，多次向各级组织陈述，表明自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儿子，父亲王仁斋不是历史反革命。可是在没有人证、物证的情况下，王建章的任何解释都没能改变历史给他造成的冤屈。

　　当然，最接受不了这一严酷现实的要数王仁斋的母亲和妻子，因为她们是王仁斋去东北进行革命活动的见证人，她们决不相信王仁斋会去台湾。

     王仁斋的妻子也是个读书人，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她相信党迟早会给她家一个清白。可当她看到自己的儿子王建章被遣送回家，就再也坐不住了。为了给儿子王建章争取一个工作和生活的机会，王仁斋的妻子翻箱倒柜，翻出了王仁斋早年私藏在家中的一本老版本《共产党宣言》。她拿着这本书开始到有关部门上访和申述。然而每一个接待她的人都说：“哎，一本老书能说明什么呢？什么也说明不了。就算王仁斋没去台湾，那他怎么不回来，又为什么不给家捎个信来呢？”这些话深深刺在了王仁斋妻子的疼处。

　　王仁斋的妈妈心痛儿媳，为了让儿媳宽心。王仁斋的妈妈开始到处上访，多次到乡（公社）又到县，老妈妈的一双小脚在山路上走啊走。在通往文登县和高家村的山路上，留下了王仁斋妈妈的一个个小脚印。

　　1965年秋，王仁斋的母亲在弥留之际，仍攥着那本老版本《共产党宣言》，干苍混浊的眼眶中汪着大滴的泪水，嘴角微微颤动：“斋儿决不会去台湾，决不会。”就这样，老人家睁着眼睛，带着不尽的牵挂和思念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文登县接到清原县的两封邀请函时，县、乡、村都十分惊诧：几十年来一直按反革命家属对待的王氏家族，怎么在突然间竟有外省、县党组织证明是烈属呢，并邀请其参加竖碑仪式，文登县有关方面生怕弄错，所以十分慎重。直到山东省委、省政协通知文登县委速派人到辽宁省的清原县调查，王仁斋的身世才大白于天下。

　　1984年4月4日，中共清原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和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同志，省、市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山东省文登县的领导同志和王仁斋烈士的儿子王建章，还有几百个少先队员和当地的老乡，集聚在王仁斋烈士的墓前，为王仁斋墓填了土，竖了碑，植了树，献了花。陵园庄严肃穆，仪式庄重情深，竖碑活动既告慰了烈士的英魂也教育了人民。

　　竖碑活动过后，王仁斋的儿子王建章恨不能立刻就飞回山东老家，把盼望了多年的喜讯告诉母亲。可当王建章回到家时，历尽人生太多磨难的王仁斋的妻子，已经病故了，死时她和她的婆婆一样，仍不肯闭上那双企盼的眼睛。

　  2006年，清原满族自治县委、县政府将王仁斋烈士墓碑迁至北山坡500米处，建立了“革命烈士陵园”，同年定为抚顺市文物保护单位。王仁斋墓前竖起了“英名千古”的墓碑，墓志铭上篆刻了王仁斋的生平和他那段悲壮的战斗历程。2011年，枸乃甸乡人民政府在原址上扩建并建立了“东北抗联三师纪念馆”。2014年，授予抚顺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清原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和县志编纂人员的努力下，特别是在县政协主席孙明先的努力下，英雄的英魂找到了亲人，也使王仁斋的身世、为人、智慧、功绩和他的那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终于可以告白于清原、文登两县的父老，也告白于天下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