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楠
    音乐与绘画本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各种艺术形式之间本有一种共性在，不惟诗歌与音乐乃是近亲；绘画和诗歌也有姻娅之好。宋代的米芾尝自称他的画为“无声之诗”，可谓无独有偶，西方音乐家又有明文标其乐曲为“交响诗”（Symphonic Poem）者。故古人谈艺，又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谓，当亦属至论。
    从来不听西方音乐的人，初次接触欧洲的交响乐，会感到许多曲子都差不多，觉得好些作家的面貌也都一样，不管巴赫也好，海顿也罢，乍听都没有区别。中国的传统绘画，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讲，如果第一次走进展厅，从宋代无款作品到清末的吴昌硕，浏览一过，得到的印象往往也是“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特别是山水画，似乎其用笔、构图、色彩都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此种观感的产生不为无因，传统的山水画有一个贯穿于今古的共性（其实世上万物都有这种共性），不仅思想内容有共同性；其艺术形式，特别是笔墨技法，最终可归结为二个基本的元素：——一个是“线”；另一为“点”。又如清代石涛的作品（山水画），分析起来，最终也无非是由“线”及“点”二种基本要素所构成。这就是一种共性。诚然，他们二人作品的“线”和“点”的形态化多端：以“线”而言，画山石的线不同于树木的线，画树木的线又相异于房屋的线，有用湿笔勾勒之线，复有干笔“皴”擦之线；再拿“点”来说，亦花样繁多，有所谓“介字点”，又有侧笔所作“米点”……等等。尽管如此，这些多样化的“线”及“点”最后还离不开形态大致相仿的“线”和“点”两大类；这些又无非构成了一些形态又大致相近似的远山、丛树、窠石、平坡之属。无怪乎有的人参观博物馆画廊时觉得不耐烦——这么一再重复的描绘，近似的景物，多少有点雷同的构图，色彩（水墨为其主干）也差不多……其实也难怪，他们那种“走马看花”式的观览，往往只见其中之“同”而难察其“异”，只注意到了“异中之同”而乎略掉“同中之异”。正如我们从不接触非洲人，偶尔一见，差不多都长得一样。这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在熟悉这些古典绘画的人的眼中，就大不一样了。他们能够清楚地分出宋代人的画风同明代人有显著的区别。清代人的作品也决不会和元代人混同，而且，即使是每一个作者的个人风格也都可以找出他们每一个人独有的特殊点。这些，最主要的关键就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均有各种不同的“笔墨”技法的独特习性——具体的形象也就是各种不同的“线”和“点”的具体形态结构（其中也包括构图、色彩等一些因素）。我们再回到前文所举的元代倪云林和清代石涛的作品的例子，乍看两人的区别也是不太大的，但事实上他们用笔的习性，无论“点”或“线”都有着各人不同之处。正是这些，构成了他们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面貌。
    上述种种，乃是传统山水画特有的美学性格——“线”和“点“是它的灵魂和生命、心脏与脉搏。它们的配制和结构，造成了一些不同的艺术形式，用以表现各个时代的思想情绪的具体内容。它们的客观基础，也就是各个时代的社会物质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音乐和绘画有所不同，特别是欧洲高度发展了的“器乐”，它的表现手段不必依靠模拟自然形态，（而绘画是很难离开自然形态的模仿的）。音乐史上偶有一些特殊的事例，如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其中有摹仿鸟鸣及暴风雨之处，再如海顿的一个《玩具交响曲》，内有摹拟各种玩具的声响。但西方管弦乐的绝大多数并不是依靠模拟自然（其实，上述二首曲子中模拟自然之处亦不占主要地位）。交响乐基本上都有是用一些纯粹的音响结构所建筑起来的“旋律”与“和声”等音乐语言作为表现形式，不需要屈从于对自然形态的模仿。然而绘画及其他造型艺术则又不同，在传统的山水画中（花鸟画亦然），对外界一些自然物的某种程度的摹仿，始终是赖以构筑其艺术形象的不可或缺的凭藉。虽然传统的山水画发展到晚期，达到了成熟阶段时，由“线”和“点”构成的这种特殊的艺术语言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却始终未曾发展到像西方某些现代派那样完全摒弃了自然形态的模拟。我们仍以倪云林和石涛的山水画为例，两人的鲜明个性差异主要是在他们不同的“笔墨”上——也就是用“线”和“点”结构成的不同艺术形象。这是一些用“线”和“点”谱写的无声的“交响乐”，其差别如同贝多芬的《第四交响曲》和勃拉姆斯或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一样（这些曲子都不模仿任何自然形态），区别只在于一些不同的音响单元和特殊组成的结构（旋律的、节奏的、和声的等等）。中国的传统绘画同西方的交响乐就有这样的近似之处——两者的艺术形式主要都是“表现”的 ，而非“模拟”的；宜于“抒情”不宜于“叙事”的。传统绘画的这种性质，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承认不承认，它总是一个客观存在；也不论你肯定它还是否定它，它仍是一个不依人的主观意愿为变更的客观存在。
    我们拿音乐来引喻和说明中国山水画，旨在阐述二者之间异同和对比下中国山水画的鲜明美学个性。传统的画风和绘画情趣，在今天依旧

为某些画家所偏爱，但是，滔滔东去的艺术思潮却不会倒流。当人们愈来愈认识到绘画的“抒情性”的时候，才能真正获得理念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