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强

    对于某些比较好奇而又幻灭的心灵，丑带来的快感来自一种甚至更为神秘的情愫，也就是对未知事物的渴望和对恐怖事物的嗜好。
                                             ——波德莱尔《爱情慰籍格言选》
    第一次知道阿勃丝的名字是在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上，那是一本白色的小册子，里面几乎用了一章的篇幅介绍了一位美国的女摄影师，遗憾的是那个版本翻译的太烂，以致于很长时间我一直以为《论摄影》苦涩难懂，直到后来又看到了上海译文出的黄灿然老师的翻译版本。当时硬着头皮把那本小白册子逐字逐句的看过一遍能记住的东西也不多，但欣慰的是记住了戴安•阿勃丝的名字。
    
    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1923-1971)是美国新纪实摄影最重要的旗手,摄影界里一位出色的犹太籍女摄影师,被誉为摄影界的“梵高”。
                                              ——搜狗百科

    记住了阿勃丝是因为苏珊•桑塔格形容她摄影作品的一句话：忸怩又邪恶的天真。后来看到她的摄影作品时才知道这句话评价的是如此精准。
    几年前偶然在书店里看见日本的漫画家奈良美智的作品集，忽然发现两人的作品是如此相似，天真和邪恶并存在一张脸上，叛逆、孤独、诡异，还有着对自己的真诚。虽然世界艺术史上从不缺对邪恶和丑的表现，但阿勃丝和前辈们不同的是，她展现给我们的不只是邪恶和丑，而是告诉我们，在人群中生活的另一类人和在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世界。
    阿勃丝早期也拍过很多给时尚杂志的漂亮照片，但被世人记住并载入史册的还是她生命中最后10年（1962-1971年）的摄影作品。1958-1962年是她从时尚摄影转向纪实摄影的过度时期，现在无论在画册还是网络上很难找到她这个时期的摄影作品，这几年阿勃丝从思想到摄影的表达都开始趋于自我成熟，而这一切是从1958年开始的。
    
    那年她遇到了影响她摄影的最重要的两个人：莉赛特•莫德尔和罗伯特•弗兰克。那年的阿勃丝35岁。

上/  莫德尔的摄影讲习班
    
    说实话莫德尔的作品我不喜欢，但在了解她以后却是震惊的一溜跟头，被吓得人仰马翻。20岁前在维也纳她学音乐，阿诺德•勋伯格教她钢琴和和声，20岁后在巴黎学摄影，安德烈•柯特兹夫人教她暗房和使用禄来相机。勋伯格、柯特兹这样两个在世界艺术史上的泰山北斗都曾在她生命中留下了重要痕迹，莫德尔想低调点都不可能。30岁后来到纽约，和她混在一起的也是诸如亚当斯、怀特、多萝西亚•兰格这些人，并联手创办了那本著名的《光圈》杂志，就在这个时候阿勃丝找到了莫德尔。
    遇到莫德尔之前，阿勃丝已经在酝酿改变自己的风格。各种资料显示，她的阅读量超大，从文学名著到艺术典籍，从社会学到摄影史。她也曾信奉过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学习过桑德的人像和海因的纪实，一直研究到当时纽约的摄影先驱莫德尔，莫德尔拍摄的那些令人惊惧的画面打动了她。当阿勃丝反复在电话里要求购买照片的时候，莫德尔的建议阿勃丝报名参加了自己的摄影讲习班。
    在莫德尔的摄影讲习班，阿勃丝从用光到构图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这风格一直伴随终生。
    莫德尔经常花几个小时讲解光线对于摄影的重要性，也常常让学生拿着灯泡绕着模特转圈，展示在不同光线下模特面部的光影效果。应该是那个时候，阿勃丝掌握了无处不在的光线如何展现模特的不同状态，从而给观看者造成的不同心理暗示。2006年根据阿勃丝生平改编的传记电影《皮相猎影》里，主人公也是随时握着闪光灯挎着一台双反相机，在纪实摄影里喜欢用闪光灯的摄影师不多，阿勃丝算是比较独特的一个了。
    当阿勃丝告诉莫德尔自己想拍摄那些邪恶的东西而犹豫不前时，莫德尔鼓励她去拍被吸引但被认为是极邪恶和带有威胁性的东西，告诉她：“不管邪恶与否，如果你不去拍自己很想拍的东西，那么你就再也不会拍了”。（1）
    阿勃丝的“邪恶”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可能越是优越的环境下越是容易培养出来非常态的人格。阿勃丝就是如此，她生长在一个富有的美国犹太家庭，兄妹三人都是被各自的保姆带大的，但这种温室的花朵却有着异于常人的心理：幼时她常年都幻想有残忍狡猾的绑票犯在跟踪她，而实际是她曾经长期的尾随街头乞丐；14岁的时候参加夏令营策划了一场针对高年级学生的暴动，在自己策划的战斗中，她被打晕了过去；高中的时候阿勃丝曾强迫自己在地铁上数出13个露阴癖者。
    阿勃丝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孩提时代，我所经受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身处逆境。对我而言，这是一种痛苦，我确信这是一种不能实现的感觉。我生来便被禁锢在一个不真实的、一个荒谬的免疫罩中，而这种荒谬的免疫同样令人痛苦。
    这种痛苦使阿勃丝从小就对邪恶和禁忌充满好奇，直到莫德尔的鼓励后，她开始解禁了，开始拍摄属于她自己的世界。那些被世人定义的邪恶对于阿勃丝来说太美妙了，她深深的沉醉其中。从那以后，阿勃丝的拍摄对象一直固定在异装癖、残障、畸形人等这些常人眼里的异类。
    阿勃丝基本确定了自己的画面风格以后，莫德尔鼓励阿勃丝拉近和被摄者的距离，早期阿勃丝是把拍摄对象放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这样可能会有更多的信息与细节，但后来她开始大量的拍摄模特的特写。评论家彼得班奈尔说“这是莫德尔教她的，就算只拍人，你也能反映社会的各种层面。”
    在纪实摄影中摆布被摄者曾是不成文的禁忌，开始阅读阿勃丝照片的时候我以为这种对模特摆拍的特写风格来源于桑德，后来逐渐发现这种风格的确立还是来源于是莫德尔的教导。纽约现代艺术馆摄影部主任约翰萨•考夫斯基在接受访谈时说：我曾建议阿勃丝研究桑德的肖像摄影，但她早已经发展出独特的拍摄手法了。研究桑德不过是更深入的得到深邃、充满魅力而又迷人的影像。
    这种近距离的摄影方式成为了阿勃丝以后的标签，在她心里，更喜欢这种被摄对象面对相机，与摄影师共同参与完成创作的摄影方式。在阿勃丝看来，这些侏儒、智障人、畸形人和自己属于同类，甚至高于自己。如果解读阿勃丝作品仅是觉得在照片中传递出尊严，那是对阿勃丝的误解。“跟戴维斯和弗里德一样，阿勃丝在工作时与拍摄对象靠得很近，只是不像他们那样显得富有同情心。她拍摄的人在相机面前表现自己，偶写摆出姿势，有些则不动声色”。（2）在她眼里侏儒都属于天生的贵族，怎么还能需要我们常人给予的同情和尊严。阿勃丝曾经说过“大多数人平常生活时都很担心会碰到创伤，但畸形人一生下来就带着创伤，我们已经通过人生的考验了，他们是真正的贵族”。在1962年她给自己拍摄的畸形人写了文章送给《无限》杂志，标题是：“怪人，自然界的贵族，无论内在还是外表，都珍贵稀有。”

下/  结识罗伯特•弗兰克，垮掉的一代对阿勃丝的影响
 
    1958年对于戴安•阿勃丝来说是幸运的一年，那年她不只是认识了莫德尔还结识了一生的好友——罗伯特•弗兰克。
    阿勃丝从不承认她的摄影受到了弗兰克的影响，但她承认弗兰克的《美国人》是纪实摄影的一个里程碑和重要转折点。在我看来弗兰克影响阿勃丝的不是摄影的技术技巧而是冲破世俗打破禁忌的拍摄思想，是反思自我和对社会现状的重新思考。
    1958年弗兰克的《美国人》刚刚在法国出版。现在弗兰克随意的构图视乎很常见，但在那个年代还是过于激进了，尤其是拍摄的是颓败孤独的美国，没有一个出版社肯出版他的画册。弗兰克通过好友在法国出版《美国人》后，各种攻讦谩骂接踵而来时，弗兰克转行拍电影了就。阿勃丝认识弗兰克时，他正在拍摄纪录片《采摘我的雏菊》。
    《采摘我的雏菊》是弗兰克和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莱斯利合作拍摄，共同的目的就是记录下“垮掉的一代”的声音和形象。从那时起阿勃丝很快融入了法兰克他们的的艺术圈子。弗兰克和他的雕塑家妻子玛丽都是一个松散的艺术家协会会员，而这个协会在当时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和下东区的艺术圈子很有影响，阿勃丝和他们在一起，每天各种疯狂的聚会，聚集在工作室里通宵达旦地跳舞、喝酒、抽烟。“由于阿勃丝越来越沉迷于摄影，她也越来越深地陷入这群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之中”（3），她不但接受了“垮掉的一代”群体的思想和创作观念，也接受了他们对体验各种极端生活方式的自由放纵。
    当时的阿勃丝还和另一伙人玩——那是一群有才华而即将被载入史册的女艺术家，包括：雕塑家玛丽•弗兰克、剧作家安妮•塔斯特尔克、画家罗萨丽•德雷克斯勒、小说家佩蒂•希尔，这些女艺术家常聚在一起聊她们生活中的男人们——她们的丈夫、情人、偶然遇到的男人或前男友，她们都认为所谓的不贞行为不会造成她们婚姻的破裂，但由于长期的酗酒、吸毒以及其他一些恶习她们大多数人的婚姻都一塌糊涂。几年之后，阿勃丝也和丈夫分居了。不久以后她便开始用自己独特的手段更多的接触侏儒和畸形人，并拍摄他们的摄影专题。
    从少女时代的羞涩自闭到融入纽约艺术圈子以后性情的改变，这对阿勃丝以后拍摄题材给予了更大胆，更直接的帮助。她甚至在拍摄中能“以一种强大的亲和力(包括性感的诱惑和强硬的逼迫等方式)使拍摄对象完全放松，摆出身体的各种姿势”。（4）这也印证了她当初的话：“我一直把摄影当成一件下流的事情——这也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之一。我第一次拍照时就觉得自己非常变态。”
很多年以后，阿勃丝在给她的学生上课的时候，谈到了她为了拍照如何诱惑别人，谈到了为了拍到某张照片是如何无所不用其极。但她解释说最终的目的是使对方放松下来，如果对方不愿意让她拍，她就不拍。由此可见阿勃丝想展现的还是拍摄对象常态下的真实，虽然她的模特在真实的常态下也是异于常人的。
    把阿勃丝拍摄的这些异于常人的畸形人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是评论家所说的“她和同时代的人采取对抗性的模式，并按照自己充满矛盾的设想来重新构建社会世界”（5）从当时美国社会处在反文化运动的状态下看，这些揣度并非是评论家的臆想，因为在阿勃丝看来，只有拍摄这些被世人憎恶的照片才能宣泄她对于当时社会的不满，才能救赎自己从小养尊处优的生活所带来的愧疚。
    阿勃丝在1965年第一次参加纽约现代美术馆联展的时候送去了三张畸形人作品。当时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无法接受这种离经叛道的表现手法，认为她的作品是不道德、肮脏、龌龊的，观展后多是对联展的诋毁谩骂以及对阿勃丝本人的恶意中伤。甚至美术馆的管理员要在每天闭馆前去擦掉观众吐在照片上的口水。
    40年后，戴安•阿勃丝的名声享誉了摄影界，摄影师们开始追捧、模仿她，揣摩她思想，甚至过度解读她的作品，从人文关怀阐释到边缘人物的尊严，从冲破禁忌的罪恶感到善恶的道德观，收藏家们也纷纷开始收藏“令人作呕”的艺术品，2004年，一幅她亲自放大的作品《双胞胎》卖到27万美元的高价。谁能想到在她生前，自己编印的画册却只能在好友圈里卖出去三本。
    瑞士心理学家古斯塔夫•荣格1932年在讨论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时，认为今天的丑将是即将到来的巨变的征兆。意思是说，明天被当做伟大艺术来欣赏的作品，在今天可能被认为是倒胃口的。新事物来临时，品味往往还跟不上。这个观点放在所有时代皆准，用来评价和定义戴安•阿勃丝的作品也是一样。

参考书目：
（1）《控诉虚伪的影像叙事者》包斯华著，陈雅汝译。商周出版。
（2）、（5）《摄影简史》杰弗里著，晓征   筱果译 。三联书店出版。
（3）《荒谬的真实——戴安•阿勃丝传奇一生》孙京涛编译。山东画报出版社
（4）《身体与精神——戴安•阿勃丝的矛盾》李楠著。2011年《中国摄影》杂志